长江中下游城市内涝与雨季污染协同治理对策

针对长江中下游城市内涝与雨季污染协同治理的突出问题,对城市水安全、雨季水体返黑返臭风险和河湖水生态退化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发现长江中下游城市河网密度高、降水量大、暴雨多发,同时人口密集、经济发展水平高,内涝、污染、生态退化等水问题突出;城市内涝频发,雨季污染造成某些城市水体局部返黑返臭,严重影响城市水环境品质,成为制约长江中下游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瓶颈问题。提出了建立三级内涝协同防治体系、构建城市“绿-灰-蓝”设施耦合工程体系、协同推进水体品质提升与生态修复等建议。

协同治理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与思考——以江苏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是完善现代化治理手段、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工具。在总结跨地区、全流程、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框架下,基于江苏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多层次同步编制的实践,探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推动区域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跨区域协同治理通过城市定位协同、生态环境治理协同、交通协同、市政基础设施协同、文化协同等手段,实现不同空间协同治理目标的落实;全流程协同治理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磋商机制,实现省市县的纵向传导反馈和多部门、多条线的横向寻求共识,化解跨界地区矛盾;多主体协同治理侧重制度建构,保障行政力、市场力和社会力的多元参与。

数字化协同治理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分析——基于S市L区案例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驱动力,但是,数字化协同治理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分析。运用“环境—结构—过程”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各乡村治理主体通过数字化赋能和角色转变构建的相互协同治理关系,可以依托资源的高效整合、利益的主体共享以及持续的数字化监管,不断重塑和优化协同系统,并有效提升治理效能,从而为数字时代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优异的发展环境。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生态问责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

生态问责制度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加强自然资源管理,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科学决策、构建生态绩效评价机制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协同理论为基础,阐释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生态问责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协同治理目标、对象、内容以及协同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树立系统思维,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多部门协同治理监督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完善自然资源资产大数据平台等推进离任审计与生态问责协同治理的路径。文章在政府完善生态问责实施机制,提升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的治理效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

生态补偿视角下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设计及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流域相邻两地区和流域管理机构三方博弈主体,引入双向生态补偿-奖惩机制,构建流域跨界水污染三方演化博弈理论模型。通过稳定性分析得出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理想状态的稳定条件,并结合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案例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1)引入双向生态补偿-奖惩机制可有效推动新安江流域相邻两地采取达标排放行为,促使系统达到(1, 1, 0)稳定状态;(2)动态奖惩机制组合使用有助于系统演化,从博弈主体初始意愿、实施效能和支持倾向等角度综合考虑,动态奖励-静态惩罚策略监管效果最优,动态奖励-动态惩罚策略次之;(3)流域跨界水污染协同治理的实现策略与相邻两地达标排放的治理成本与收益、双向生态补偿金额度、流域管理机构发放生态补偿奖励金额、积极监管成本和收益等因素密切相关。

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协同治理动力机制分析——基于扎根理论

传统的“政府单核”思维和单一的属地治理模式已无法有效回应跨界污染问题,以“多元共治、区域合作、协调对话”为主要方式的协同治理更加符合当下的治理需求。立足于长江经济带,通过对跨界污染事件报道的扎根分析,构建了协同治理动力机制模型,提炼出外源驱动、内生驱动、多元共治、赋能建设、思想引导和流程优化六个主导要素,进一步归纳为驱动力、能动力和执行力三维动力,分别作用于协同意愿、协同结构和协同过程三个阶段。利用模型对跨界污染事件进行回溯分析后发现,当前长江经济带跨界污染协同治理总体上存在驱动力失衡、能动力不足和执行力有限的问题,应结合具体实际有的放矢地予以强化。

多中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江苏C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经验诠释

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出发,构建“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多中心主体下的协同治理机制,聚焦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机制和运行逻辑,并以江苏省C县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实践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解析。研究表明,多中心协同治理是一种节本增效且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具备中国乡村场域的现实支撑,即主要通过沟通协作、资源整合、目标耦合以及利益联结,明确治理体系中各主体的功能定位,进而对行政规制、市场经济、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等进行界定分工,由此有效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激励相容与优势互补,最终形成治理合力。

“双减”背景下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

课后服务是深入推进“双减”政策的重要制度补充和保障,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走向“上下互动”的协同治理是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的必然选择。课后服务协同治理的核心是通过“价值共识—权力配置—行动网络—制度支持”四维联动,重构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新型关系,协同推进课后服务质量的提升。基于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分析框架发现,当前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存在价值目标分离、多元主体权责模糊、协同合作机制缺位、制度保障供给不足等问题。课后服务协同治理应构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目标导向,重构政府主导、学校主阵地、家庭主人翁、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权责关系,搭建合作、互动、协商的行动网络,持续增加资源、制度供给创新,构建良好的课后服务治理生态,助推“双减”走深走实。

自媒体传播乱象的表征、影响、成因与协同治理

网络乱象一直是互联网治理的难题。自媒体蓬勃兴起后,网络空间的传播乱象更加严重且多元。为破解自媒体传播乱象丛生的问题,推动自媒体良性竞争与健康发展,采用文献研究和质性分析法,探讨自媒体传播乱象的表征、影响、成因,并提出协同治理之策。研究认为,破解当前自媒体传播乱象,需处理好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需依靠政府、企业、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治理,包括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政府监管,平台加强自律、细化管理责任,优化内容生产、着眼长远发展,提升媒介素养、畅通举报渠道等。

算法偏见背后的数据选择、信息过滤与协同治理

算法驱动的人类智能系统与人工智能系统交互中,数据选择与信息过滤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一方面与算法运行的不透明性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人机协同的信息过滤影响。算法偏见已经造成了现实生活中信息圈层之间的分化,并可能延续甚至加剧社会发展多个方面的失衡。因此,有必要审慎地看待算法偏见的影响要素,透视技术本身及其应用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和问题,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嵌入社会系统过程中所带来的阶段性偏见提供思路。

新医改十年:中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多元政策主体协同治理研究

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既是中国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建设重点,也是实现中国医疗卫生治理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但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内容系统、复杂,需要多部门高效合作、协同治理。基于新医改十年以来国家层面颁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政策文本,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政策制定主体合作网络节点属性,构建政策主体合作“广度—深度”的二维矩阵,分析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中不同政策主体协同治理的角色演变规律。研究表明,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政策主体日益多元,主体间协作关系日益复杂,但发挥其核心作用的机构有限,政策协作网络中心化特征显著;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教育部之间逐渐形成紧密合作闭环;政策主体角色变迁路径以渐进式演进为主,而突进式演进的直接动力主要源于上级政府关键政策文本的颁布。政策导向的学习与交流机制,是构建基于信任的府际关系、促进政策主体协同和实现医疗卫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机制研究

由“流域一体化管理”过渡到“流域协同治理”,克服流域碎片化管理遗留的症结,是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追求,也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相关联。完善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法律机制,不仅需要考量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现实状况,根据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面临的适法障碍、司法协作不够、执法机制受限等困境,分类施策,构建完备的立法规范、紧密的司法协作、严格的执法体系,以期推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共治,促进流域绿色发展。

“双碳”背景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同时也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综合考量中国当下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物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同源性,“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看,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关涉价值理念、立法、法律实施以及多元参与四个维度。从法律的规范逻辑出发,以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为进路,强调系统思维,借助AGIL图式分析,从纵向分化与横向交换两个维度全面检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存在的架构缺失、功能离散、动力不足等问题;整合减污降碳协同治理中相互分离的社会实体,在明确绿色低碳原则、效能原则、综合调整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健全刚柔兼济的法律实施机制,推进建立网格化多元共治格局,以期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现提供法治保障。

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视角下的产教融合深化机制研究

产教融合是高等教育提质培优的创新育人模式。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产教融合共同体中不同利益者的诉求,从利益博弈的角度剖析了产教融合目前存在的问题,构建了产教融合共同体协同组织框架,提出深化产教融合的协同治理策略,为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提供借鉴。

网络舆情事件中负面情感协同治理体系的建构

网络舆情事件常伴随着不公平感、非正义感、失序感和焦虑感等负面情感。负面情感是社会系统中群体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值得重视。在网络舆论场上,负面情感的“双刃剑”效应尤为突出。针对负面网络舆情的消极影响,有必要建立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治理体系,通过发挥公权力机构、社会组织、社区、媒体和网民等不同主体的作用,共同化解社会负面情感,增强社会公共信任感,引导积极的社会情绪。

协同治理下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提升策略

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要求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的有效提升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本文从协同治理视角出发,探究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提升所面临的组织困境、机制困境及平台困境,提出突破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困境的应对之策。

以培育促进协同:社会生产理论视角下协同治理的变迁逻辑——基于广州市社会应急力量发展的研究

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是协同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社会生产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的协同治理实践及其深层次逻辑提供理论参照。基于广州市社会应急力量发展的经验观察,协同治理经历了社会自生产下的弥散型协同、社会被生产下的整合型协同和社会共同生产下的共生型协同等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国家对治理环境的变化进行回应,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形式下通过促进社会生发、释放社会活力、实行力量整合,推动协同主体的生成、协同活力的激发和协同秩序的建立,体现了“以培育促进协同”的逻辑,推进了协同治理的实践进展和理论演进。

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的机制设计及演化路径分析——以新安江流域为例

为探寻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和演化路径,采用协同学和演化博弈理论,建立两方联合和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稳定性分析明确系统均衡状态;仿真分析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及该流域杭州-黄山市水污染治理案例,廓清协同治理作用路径和实现策略。研究发现: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蕴含属地治理和府际治理的统一,横纵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核心外部因素是引入中央政府积极督察;中央政府督察需结合不同博弈主体收益成本变动和不同博弈阶段,适时调整投入规模和督察力度,两方属地治理督察力度不宜过低,三方府际治理督察力度应适时下降;排污权交易和双向生态补偿-奖惩机制一定程度上可提升博弈主体治污动力,推动水污染积极治理行为实现,但案例中二者涉及子要素投入比例仍需优化。

基于SFIC模型的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协同治理的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为国争光的主力军,也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做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协同治理工作,对实现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和实地调研等方法,以修正后的协同治理SFIC模型为分析框架,从模型的结构要素出发,梳理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协同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协同治理的优化路径,以期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协同治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具体参考。研究发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协同治理存在协同基础亟待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和赋能不足、多元主体发育不全、保障制度建设滞后、评估反馈机制欠缺等现实困境。基于此,提出夯实协同起始条件,完善政府催化领导,优化主体协同过程,创新治理制度设计,健全结果评估反馈等优化策略。

系统权变理论视角下高职专业群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现阶段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实现高职专业群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高职专业群存在的“治理体系不完善或管理机制缺乏”等问题,在调研25个广东省省级高水平专业群的基础上,基于系统权变理论提出了多主体协同治理下的权力分配原则和方法,设计了满足“多元共治”要求的专业群管理机制簇,并给出了具体应用案例。实践证明,基于系统权变理论的高职专业群多主体协同机制能从根本上支撑专业群“多元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