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高职院校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高职院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协同治理理论指导下,以高职院校为研究对象,在阐述多元协同治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对高职院校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价值意蕴进行分析,进而从坚持党对高职院校的全面领导、坚持多元协同治理理念、优化高职院校治理结构体系、满足多元主体利益诉求以及加强高职院校高质量治理团队建设等方面探讨构建高职院校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的具体路径,以期推进高职院校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生物信息识别:原理、风险与协同治理模式

生物信息识别是指基于可测量的身体和行为特征自动识别个体的一种技术。实践中,生物信息识别易诱发信息泄露、隐私权被稀释、产品误差等风险。鉴于生物信息识别适用场景和主体的复杂性,适宜采取包括企业、立法者和数据平台在内多方协同治理的模式。企业应当制定内部合规方案和强化行业自律;立法者可以细化个人信息分类和增设滥用生物识别信息罪;而数据平台则需要优化“知情-同意”制度。

社会协同治理模式构建的实施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分权化改革提高了社会治理的效率,但也形成了治理结构部门化、治理力量分散化、治理服务脱节等社会治理缺乏协同性的问题,导致社会治理资源与信息等要素难以有效整合,无法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来解决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当下是智能化和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合化,改革社会治理模式势在必行。要整合社会治理模式就必须实现管理服务一体化、功能区域一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形成社会治理的协同机制、整合机制和联动机制,使政治生活空间、工作生产空间、市场行为空间得到全方位有机整合,实现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

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多中心协同治理(PCGM)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与其它各类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从而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其特点一乃是在一个促进型的政治体制中,利用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制度变迁来创造出有利于个人作出服从规则并相互监督的权变承诺和可信而确定的环境,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特点二是采取制度化调控为主、组织化吸纳调控为辅的方式,超越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形成政党领政、政府行政、多元参政、社会监政的良性循环治理格局。本文最后从制度价值分析进发,克服单中心权威治理理论和实证上的致命缺陷,将治理范式引向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最终实现建设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

论我国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级、各类经济功能区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治理模式的选择是长期困扰经济功能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领导小组模式、管委会模式、建制政府模式和企业型模式具有各自的优势,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从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政府改革实践看,我国经济功能区未来理想的治理模式是协同治理模式。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的主体体系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合作网络,规则体系是法律规范下的多元规则体系,运行机制是政府引导下的协同运行机制。构建经济功能区协同治理模式,应通过国家立法的引导、政府机构的重组和社会治理主体参与的扩大等途径。

高职教育质量保障多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分析了高职教育质量多元协同治理现状与困难,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系统论等理论提出了高职教育质量保障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框架,厘清了高职教育质量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中各利益相关者的基本职责和主要任务,提出了高职教育质量保障多元协同治理的基本机制和主要路径。

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模式探析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法分子打着爱心捐助的旗号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这种蹭热点、吃人血馒头的不法行为,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九龙治水"各自为战的方式,不能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蔓延趋势。从电信网络诈骗的现状、危害和特点出发,构建包括相关政府部门、支付结算渠道提供方、电信运营商和社会公众在内的"四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完善法规、共享信息、堵塞"实卡实户不实人"漏洞等一系列举措,进一步提高管控成效。

人口流动视域下的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以广西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为例

乡村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体系逐渐被解构,大量的农民纷纷从乡村涌入城市。由于众多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抽离了乡村建设的核心力量,农村"空心化"现象日趋突出,乡村建设陷入了疲软乏力的治理困境。本文以广西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为例,从人口流动的分析维度审视乡村治理的有关问题,探索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路径,以期在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上有所突破。

新疆多民族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与创新——以乌鲁木齐市胜利路街道社区为例

本文以新疆乌鲁木齐市胜利路街道多民族社区为范本,梳理总结其成功经验,查摆剖析其存在的问题,从理顺社区管理体制,完善各治理主体职能,减少政府行政管制,实行政府引导、社会共治的社区发展模式等方面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从而为转型期的新疆多民族社区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模式。

“互联网+”背景下西安市生活垃圾协同治理模式创新研究

本研究针对目前西安市生活垃圾治理问题进行个案分析和对策研究。借鉴国内外先进国家接城市治理模式,结合"互联网+"环境背景,选择的研究对象为目前西安市实施生活垃圾治理时所存的问题,基于治理理论,结合城市生活垃圾现状,提出治理模式的创新,以期西安市生活垃圾治理步入长期的良性循环轨道。

三孩政策背景下生育支持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基于生育配套政策试点项目的案例分析

为了给今后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重点、战略方向和配套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通过湖北省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的试点,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从政策主体、政策执行与政策绩效三要素出发,构建了生育支持政策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咸宁市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会化治理模式,宏观层面,政府提供资源和平台,为政策落实提供保障;中观层面,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家庭发展和社区稳定,用人单位提供生育便利支持家庭成员为企业创造价值;微观层面,弘扬积极的生育文化和生育理念,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由此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咸宁市生育配套政策项目试点工作提供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在推广中需要注重地方灵活性与时效性相结合,使生育配套政策符合当地的实际。

南宁市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本文根据南宁市公共危机管理的实际，针对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结合协同治理理论，建立一个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模式。以实现对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的全方位转型，构建相应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完善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模式，提升南宁市应对公共危机时的处置能力。

基于多中心理论下的提高餐厨垃圾回收率的协同治理模式

餐厨垃圾是生活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再利用价值。本文基于多中心理论,为提高餐厨垃圾的回收率,运用多中心理论构造一种协同治理模式,减少以政府为单一中心治理存在的局限性,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角度明确各中心的责任,协调多元主体之间关系,获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协同理论下高空抛物法律治理模式之再完善

高空抛物之法律治理已实现分散治理向协同治理的转型。前者以“侵权+补偿”之双层责任体系保障受害人的民事权利,后者则以《民法典》上公安机关调查职责等关联性条款的设置为肇端。但受到公私法理念对立、民事单行法思维和实用主义调整思路等因素影响,协同治理模式拘泥于各部门法的个别优化,缺乏对协同观念与方案的理论关照,从而导致不同部门法之间各自为政且相互掣肘。鉴此,宜从整体和部分两个方面展开反思与完善,以协同共治理念为指引,妥善确定各部门法治理的逻辑关系及其效力范围。具体而言,一要强调可能加害人补偿责任的限制适用;二要推动高空抛物防治义务向公法属性回归,构建行政机关主导的多层次救助体系;三需对“高空抛物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保持谦抑。

基因风险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

基因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是新时代生命科学领域的关键核心议题之一。中国应该基于本国的现实国情,在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基础上,在立法方面中国应当尽快修改完善《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人的体细胞治疗和基因治疗临床研究质控要点》《人用重组DNA制品质量控制要点》《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暂行办法》和《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从部门规章提升为法律乃至基本法律,依法保障中国基因资源的多样性和基因数据的完整性,形成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因科技和基因技术风险的法律协同治理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乡村社会“控制—协同”治理模式探析

疫情防控期乡村社会治理主要体现为“控制”和“协同”双重逻辑的交互与耦合,可以概括为“控制—协同”治理模式。通过对这一治理模式作结构、机制与过程分析,发现这一治理模式具有结构复杂性、机制综合性以及过程波动性等特点。这一治理模式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虽然彰显出强大优势与治理成效,却也存在结构与机制上的漏洞与不足,需要继续完善“有力控制与高效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增强乡村社会韧性与助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省直管县改革中地级市治理困境与区域协同研究

"省直管县"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市县纵向行政隶属关系的逐步解除,由此而产生市县利益竞争和矛盾冲突。地级市治理是影响改革效果的重要因素,那么地级市在该次改革中应该如何正确定位,如何突破现实困境实现治理转型,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市县双方互利共赢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旅游产业治理的公共资源保障研究——基于泉州市X村的个案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且渐次发展遭遇瓶颈的背景下,乡村发展水平的提升是化解相关问题的重要基础。其中,乡村的特色文化旅游治理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内容。地方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特征,加之自利性的考虑,政府、市场与社区等多方公共资源供给主体都难以避免其自身的短板,使文化资源陷入“公地悲剧”的陷阱之中。福建省泉州市X村辖区内的蚝壳屋作为具有闽南文化与传统渔村特色的文化资源,对其保护与开发工作揭示出文化旅游治理需要政府、市场及社区组织的合力作用,单方面的力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蚝壳屋保护与传承工作中的问题,在协同治理模式的指导下,社会各方需要构建起稳固的合作基础,共同参与当地的文化旅游治理。

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发展困境及制度设计

西北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经济基础、文化环境等因素增加了乡村社会治理的难度和挑战。针对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困境,建议构建以村民为主体,政府为主导、市场和社会组织作为协助力量、农民自治组织为基础的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明确每个参与主体的职责,形成高效治理合力,促进西北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学业负担治理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中的顽疾,其有效治理成了教育研究的重点课题。回顾近十年的研究发现,学业负担的治理遵循着G2S(Government-School-Society)协同模式:即政府规范与指导、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社会支持参与。然而,由于学业负担理解偏差与减负实践不力的存在,减负顽疾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此,未来的学业负担治理需确立学业负担的全向性理解,构建彰显学生主体性、促进学生自主性发展的S(Student)-G2S(Government-School-Society)协同模式,以有效的减负手段提升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