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同性视角的流出型资本项目外汇监管政策研究

为积极应对近年来中美利差走势下资本项目资金整体净流出形势,同时积极适应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深化、外汇业务交叉发展日趋复杂的现实局面,本文尝试从外汇管理中流出型资本项目的协同角度切入,研提协同监管举措。研究结果表明,以江苏省为例,流出型资本项目开展及监管组成的复杂系统在2014年至2022年处于相对无序状态,其中,2018年表现出一定的协同性。管理方式、管理目标、约束力度的不同是影响协同度提升的重要原因。建议加强政策顶层设计,对流出型资本项目实施全口径的宏观审慎额度管理;强化统计监测与核查,形成协同监管合力;完善处置措施,提升协同监管效率,从事前、事中、事后环节全面发力,不断提升流出型资本项目协同监管质效,促进我国外汇业务健康有序发展。

省级药品监管机构关于中药审评检查协同的探索与思考

目的研究和探讨我国省级药品监管机构开展审评与检查协同的监管问题,以期提升监管实效。方法梳理国内外监管机构关于协同监管的要求以及采取的应对策略,结合上海药品评审核查中心在中药监管方面的实践经验,分析协同监管实施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结果我国已经开始探索药品审评和检查的协同工作,然而在推动过程中仍面临机构人员设置、工作机制变革、信息化系统建设等诸多挑战。结论药品审评与检查协同监管是一种新型监管模式,具有显著优势。虽然面临挑战,通过加强法规政策指导、探索协同监管机制、完善信息化支持系统建设、实施多元化策略促进审评与检查协作、提升监管人员综合能力等措施,可以有效推动审评检查协同监管,并促进我国药品监管体系与国际接轨。

碳金融协同监管的法律构造

碳金融市场能否稳健运行攸关“双碳”目标实现。当前我国碳金融监管的制度框架不能满足碳市场现实需要,存在监管主体架构不合理、监管规范间衔接不适、监管工具选择单一、履约责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为此,我国碳金融监管应以共同责任、绿色环保、风险预防与发展并行为法律原则,建立碳金融协同监管体制。监管主体方面,成立碳金融监管委员会,明确监管主体的职责、权限,构建协同高效的监管组织。监管规范方面,协调碳金融规范与政策、法律之间的关系,扩大监管覆盖面。监管工具方面,增强监管工具协同度,协同运用命令控制型手段与激励性监管手段。

“新体制”下金融科技风险央地协同监管机制研究

随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央地双层金融监管“新体制”。这种“新体制”在不断深化拓展。在央地双层金融监管体制下,央地在金融科技风险监管中存在目标差异、权责划分模糊化等潜在缺漏。对此,加强央地协同监管机制建设是有效治理金融科技风险系统性、复杂性表现的现实选择,以此增强央地监管的协同效力。“新体制”下金融科技风险央地协同监管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强对其核心构成要素的法律保障,因此,应注重央地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以保障法权要素的实现;应规范构造央地监管部门的关系,以保障结构要素的实现;应加强监管知识交互共享机制建设,以保障知识要素的实现。

探索建立招标投标协同监管机制重庆部署四十一项重点任务优化营商环境

3月27日,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重庆市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方案(2024-2027年)》(以下简称《专项行动方案》)。《专项行动方案》围绕9大专项行动提出41方面重点任务,聚焦推动好企业快速成长、坏企业快速出清,坚持问题导向、数字赋能。

我国电子商务信用协同监管体系优化策略研究

电子商务信用协同监管以其特有的优势,如全过程数据可追溯性和信息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公众的广泛接受度,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实施电子商务协同监管的主要模式。然而,由于电子商务信用协同监管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标准化程度相对较低,这使得信用协同监管工作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文章旨在研究电子商务信用协同监管体系的优化,并结合当前电子商务信用协同监管的实践进行探讨,以期为电子商务信用协同监管工作的开展贡献一份力量。

环境刑事合规协同监管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环境刑事合规是检察机关主导下对涉环境犯罪企业的司法从宽处置措施。在现有的监管模式中,第三方监管人机制由于其独立性与专业性的优势,成为环境刑事合规监管机制的首要选择。但是,仍有必要在检察机关主导下建立并完善第三方监管人、环境行政机关、涉案企业内部机构共同参与的协同监管机制,理顺并调适检察机关与各监管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协同监管机制在检察机关主导下有条不紊地运作,从而保证环境刑事合规的犯罪治理实效。

从算法推荐失序到“人机协同”监管——论短视频平台“新黄色新闻”乱象的成因与治理

“新黄色新闻”以煽动性标题、低俗内容和虚假信息为特征,严重扭曲了公众的信息消费习惯,对社会价值观念和传播秩序造成了冲击。其泛滥不仅归罪于内容创作者片面追逐流量经济,本质是短视频平台中起关键作用的算法推荐失序。借助人工智能的发展,平台、媒体、公众三方应形成“人机协同”监管的治理模式,既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娱乐需求和文化表达,又要防止低俗内容的传播,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

我国医保基金协同监管的协同度测量与优化路径研究——基于SFIC模型

目的:了解我国医保基金多部门协同监管现状,开发医保领域协同度测量工具,对我国医保基金协同监管相关部门的协同度水平进行测量,为优化医保基金协同监管机制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协同学”理论和SFIC协同治理模型构建专家深度访谈问卷,开发协同度测量量表,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建立协同度测量模型,并以福建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医保基金的安全保障涉及十个相关部门,其中医保、卫生健康、公安、市场监管属于核心部门。协同度测量结果显示,医保部门内部协同度为0.922,处于优质协同水平,其中目标与制度协同最好,人员协同最差。医保与卫生健康、公安、市场监管三个外部部门的协同度分别为0.821、0.848、0.836,处于良好协同水平,且都表现为处理协同最好,信息协同最差。结论和建议: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果相吻合,建议从起始条件、制度设计、催化领导、协同过程四个方面优化协同监管。

数据隐私的权利保护与反垄断监管的协同实施

[研究目的]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隐私保护与反垄断监管之间的交集与冲突将产生新的监管协同问题。为此,亟需明确数据隐私保护与反垄断监管的协同基础并构建协同机制。[研究方法]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研究等方法,结合德国、法国、英国等最新典型案件,对同时造成数据隐私损害与竞争损害、提升数据隐私保护水平但有损市场竞争、提升市场可竞争性但危及数据隐私保护的行为展开类型化分析,归纳并阐述域外司法辖区处理数据隐私保护与反垄断监管协同问题的有益经验。[研究结论]就经济理据而言,数据隐私保护与反垄断监管的协同实施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力量不对称所引发的“双重市场失灵”;就价值理据而言,数据隐私保护所主张的个人自治与数据利用平衡立场与反垄断监管所倡导的消费者选择与经济效率多元目标之间存在高度契合。在此基础上,可从规则衔接与冲突化解方面进一步推进数据隐私保护与反垄断监管的协同实施。

大数据时代矿山协同监管监察新思路

为解决当前我国矿山监管监察现场查验工作量大、数据分析薄弱等问题,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在矿山行业的部署实施应用,提出矿山监管监察手段智能化转型和创新协同发展新思路;首先分析大数据时代矿山多元协同监管的超时空性、数据采集强连续性、数据分析强关联性等特征,建立协同监管总体架构;然后基于新型协同监管监察发展形态、处置流程以及服务职能,建立新型监管监察协同服务数据平台;最后挖掘大数据深层次关联关系,优化精准执法、应急救援指导、远程专家诊断、实时风险分析、灾害风险预警等服务机制,提出大数据时代矿山多元协同监管监察逻辑路径、协同监管监察行为路径、纵横联动处置流程。结果表明:矿山风险“智”理转变、数据治理与决策、风险全流程处置等矿山协同监管监察的创新路径,将成为今后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以及煤矿企业形成多元协同监管监察的新业态。

考虑协同税收监管的云制造平台知识交互演化机制研究

云制造平台通过主体间知识交互实现制造资源的协同共享,是提高制造企业创新能力的动力和源泉。面对平台规范监管的现实需求,在政府-平台协同监管情境下展开对云制造平台主体间知识交互演化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构建云制造平台体系架构基础上,同时考虑积极知识交互与消极知识隐匿行为,建立云制造平台、云提供商、政府三方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三方主体行为策略选择和演化路径。基于MATLAB进行模型仿真分析,进一步探讨税收监管、知识交互成本及收益、网络外部性等内外部因素对云制造平台知识交互策略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与其他因素相比,知识交互成本与知识交互收益对云提供商知识交互策略选择影响最为显著,知识交互意愿随知识交互成本提高而降低,随知识交互收益提高而升高。(2)政府积极监管成本越大,云提供商选择积极知识交互策略的意愿越高;而政府对平台披露涉税信息的奖励对云制造商知识交互意愿影响较小。(3)网络外部性对于云制造平台、云提供商和政府三方策略选择都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对于云提供商采取知识交互策略的影响最为显著。

智慧教育平台监管的逻辑、困境与进路

智慧教育平台监管有利于推进智慧教育发展,有必要从技术逻辑和法治逻辑两个层面对平台监管的紧迫性、正当性与自洽性进行论证。回顾我国智慧教育平台监管工作的发展历程,一系列创新性实践使我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成果,但也面临着监管主体单一、监管力量不足、监管标准滞后等困境与阻碍。教育信息化已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趋势,美国的较为完善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机制,欧盟的数字人才培养以及新加坡的动态监管标准均值得我国借鉴。我国应努力在智慧教育平台监管工作中寻求适应现状的完善路径,走出一条突破困境与阻碍的系统监管、协同监管、专业监管和超前监管之路。

去中心化金融的行业自治:一种协同监管的路径

去中心化金融是深度融合区块链技术的新兴金融业态,有着广阔发展空间。然而其代码治理、弱金融中介的特点导致单一的硬性监管模式难以充分释放效能。为兼顾金融安全与金融创新,辅之以行业自治手段可发挥缓解监管理念与业务规则的潜在冲突、填充硬性监管空白的重要作用。行业自治通过浸润正确的金融理念、引入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治理模式调节硬性规制思维;通过柔性方式协同公权力机关实现对本行业的业务监管、数据监管与科技监管。此外,建设声誉机制、完善自治规范、落实赋权与控权等举措,可以激励去中心化金融行业自治长足生效。

基于政府与矿企协同监管演化博弈研究

运用基于传统博弈理论的有限理性模式下矿山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演化博弈方法,研究矿山企业的安全投资策略与政府的安全监管策略之间的关系,并验证模型结果的有效性,以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提高政府监察机构效率,提高政府帮扶资金,降低矿山企业监管成本。研究发现,矿山企业与政府监察机构在矿山监察过程中,选择合作监察的概率会随着整体成本投入的增加而减少;矿山企业与政府监察机构在违约下的投入成本越高,选择合作的概率越大;矿山企业与政府监察机构通过矿山监察所获得的额外收益越高,选择合作的概率越大;矿山监察情况下,政府监察机构对矿山监察设备购入规模越大,双方选择合作的概率越大;非合作情况下,政府监察机构对矿山监察设备购入规模越大,双方选择合作的概率越小;矿山企业与政府监察机构放弃矿山监察所产生的违约金越高,双方选择合作的概率越大。结果表明,运用有限理性下的演化博弈方法可以得到矿山企业在多种合作意愿下的成本追加与投入,以及在矿山监察情境下的矿山安全服务企业能够额外获得多少收益会影响矿山企业与政府监察机构的合作意向。

安全生产数字化协同监管集体行动的随机演化博弈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工业4.0时代的到来,安全生产逐渐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本文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构建了基于综合监管部门、行业监管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的三方主体随机演化博弈模型,研究集体行动因素对主体策略演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随机干扰环境下,博弈主体策略呈现出明显的波动趋势。生产经营单位对成本因素的敏感度高于监管部门。激励性干预举措对于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动机效果显著。通过增强部门联动机制、积累协同关系资本可以促使集体行动趋于稳定。因此,要完善安全生产领域数字化协同监管跨部门协作机制,增加对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的专项扶持力度,捋顺并强化不同主体的监管责任,促进安全生产数字化协同监管集体行动的持续稳定。

防范系统性风险下中国现代金融监管的协同症结及法治补正

“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是中共二十大报告为金融监管改革所勾勒的基础框架。在如今复杂化、跨域性骤增的新式系统性风险诱因下,中国金融监管在横向、纵向与跨境层面的协同缺陷却愈加显现,“监管孤岛”的顽疾使系统性风险的联合防控化为泡影。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的协同机制,应把握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契机,以化解监管主导权博弈、配置效用性职权与设置动态化规则为指导理念,依托法治规范载体统筹推进现代金融监管的组织协同、权力协同、政策协同与跨境协同,共筑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法治底线。

完善国库协同监管机制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会监督

本文从财会监督的协同监管理论和实践出发,分析了当前我国国库协同监管机制的“制度协同、工作协同、业务协同、系统协同”四个维度,围绕机制目标、路径安排和实践方案构想,对完善我国国库协同监管机制进行了初步思考。

市场主体信用协同监管的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

文章从监管基础协同、治理模式协同、监管效果协同三个维度构建市场主体信用协同监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对2016—2020年广西14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从综合效果看,2016-2020年广西市场主体信用协同监管综合水平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但各城市间存在明显差异,且差异呈不断扩大态势。(2)从分项指标看,监管基础协同指数、治理模式协同指数和监管效果协同指数整体处于上升态势,但对市场主体信用监管的贡献率存在一定的差异。(3)从典型城市看,集中力量强化市场主体信用协同监管某个环节可以快速提升信用监管水平,但只有齐抓共管,坚持监管基础协同、治理模式协同、监管效果协同三个环节的协同统一,才能保障市场主体信用协同监管综合效果的长效提升,实现信用监管效果最大化。

人工智能国际协同监管“软法”机制研究

国际社会日益复杂化、动态化和智能化,人工智能国际秩序势必更加注重“软法”的基础作用,“软法”治理将是塑造秩序的关键维度,“软法”机制将是塑造秩序的关键着力点。人工智能技术是当代最引人注目的科技革新,其兴起将深刻影响全球人工智能的协同治理。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与新兴科技竞争策略的共振叠加效应不断加剧,缺乏有效人工智能治理机制已经带来严重风险,主要体现在治理理念的“价值共识”不足、“软法”与“硬法”的衔接不畅以及国际标准规制的竞争与碎片化等方面。“软法”机制为全球人工智能的协同治理提供了思维范式的革新,包括从坚持以“价值共识凝聚”为指引、开展“软硬并济”的混合治理机制以及探索人工智能标准的互动协调机制等方面促进人工智能“软法”机制的良性运作,试图在国际地缘政治与科技竞争策略之间寻求平衡,希冀实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协同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