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算法权力治理的主体结构、异化风险及协同规制

算法权力治理是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意识形态安全、政权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中国共产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平台企业、新闻媒体、社会公众等构成了中国算法权力治理主体,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部门监管、行业和企业自律、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监督的治理格局。囿于算法权力的资本垄断、黑箱运行、技术缺陷等原因,算法权力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功能上的认同弱化风险、监管失灵风险、市场垄断风险、社会极化风险。推进中国算法权力治理,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规范算法权力有序运行,夯实平台企业的主体责任、以算法公开透明纠治“算法黑箱”乱象,推进政府部门监管制度创新、破解资本对算法权力的操控,加强社会公众算法权利保障制度建设、破解算法偏见和算法歧视。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立法诠释与意涵表达——以《长江保护法》为述评视角

为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权力—权利”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长江保护法》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流域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了统合性建构,创设出“环境公权机关统筹主导+环境私权主体竞相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新模式。该模式的塑造既有对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一顶层设计的积极遵循,也适配于社会性规制力量蓬勃发展的客观趋向,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视野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最小化的价值追求。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律秩序的高度统摄为依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一方面沿循从“宏观宣示”到“微观赋权”的渐进性立法表达路径,对国家权力统筹主导流域治理的地位进行了立法诠释;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流域治理的功能配置与职责序构作了妥善且周延的法律安排。在学理上,可从形式、理念与要素三重维度内容出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的法律意涵予以明晰。

多边环境协定协同规制海洋酸化的框架与路径

全球海洋环境正遭受酸化的威胁但缺乏足够的治理,现行的国际法律规制处于“制度复合体”的困境中。海洋与环境制度碎片化的持续状态将阻碍对海洋酸化形成联合系统的治理力量,采用一种整合性的规制方式十分必要。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供全面应对海洋酸化的特定法律框架来主导规制,由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提供具体的规则和标准指导国际社会统一行动。这种解决方案能否实现规制目标,有赖于其他多边环境协定是否适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方,以及是否为海洋酸化提供有针对性的规制措施。然而,现行主要多边环境协定对海洋酸化普遍重视不足且缺乏敏感性,这对形成有效的规制措施构成一定的障碍。当前,各国可从尽量减缓和扭转海洋酸化的趋势、主动干预已出现的海洋酸化现象、增强海洋生态系统的复原力3个维度入手,在主要多边环境协定的发展进程中为应对海洋酸化寻找达成共识和集体行动的机会,尽快推动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发展,包括以现有条约为基础增加相关条款或丰富条约解释,并出台有效规制海洋酸化的务实举措,尤其需要考虑在气候协定中设定明确的与海洋pH值直接相关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协同规制路径

针对各国发展石化工业出现的海洋微塑料污染问题,采取文献梳理、比较法和法教义学与法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认为海洋微塑料作为法律问题亟需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一体性回应,提出规范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具备初步体系化特征,各组成部分互有短长,因此应对此问题的现实路径是各部分间协同;这种协同具有一定基础,但存在其限度;推进现有规则的协同,前提在于澄清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一元关系,路径上则有理想的缔结全球专门条约、现实的区域条约以及最容易实现的国内立法。

煤炭安全生产规制失灵与协同规制构建探析

政府安全规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干预企业决策,使其增加在安全生产上的投入。但是,规制者同样会遵从"经济人"的理性,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出发来执行规制政策。企业与规制者从"经济人"理性出发的行动逻辑往往导致规制失灵。协同规制理论为解决传统的政府规制失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协同规制的核心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它可以对企业与规制者的"经济人"理性形成有效的制约,从而使煤矿工人的合法权益从规制决策到执行的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回应,并最终保证安全规制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职业健康安全的库兹涅茨效应及协同规制

职业健康安全问题既联系着经济市场也联系着政治市场,其理想的最佳规制状态应寻求通过对传统单向权威制度的改造而形成社会子系统间的自我调节与自我适应。职业健康安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体现为"库兹涅茨曲线"效应。中国职业健康安全系统失衡,主要表现为:资本与劳动供给结构失衡、吸纳劳动供给的产业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差异引起的健康安全监管失衡、职责分散引起的大规制失衡。因此应从经济性、社会性、辅助性角度对职业健康安全予以规制。

乡村生态环境规制路径的优化研究--由行政规制走向协同规制

良好的乡村生态环境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建设内容和保障,也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扎实基础。当前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举步维艰,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环境规制方面存在很多问题。中办、国办在2019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建立乡村治理工作的协同推进机制,其中就包括司法行政要协同配合,形成合力。从社会性规制角度分析,行政规制和司法规制也是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两种最优选择,由于各有利弊,因此不能择一或替补适用于解决复杂的乡村环境问题。结合目前行政规制在乡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司法规制的效能发挥不足等现状,需要重点披露行政规制之弊端,对比总结司法规制之优势,从而在信息获取、规制程序启动以及机会主义倾向等方面探究两者互补式的内在协同规制路径,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数字湾区背景下粤港澳数据跨境流动协同规制

数字湾区推进过程中,数据的跨境流动成为趋势。虽然我国相继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数据、信息规制法律规范,但是无法完全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且区域内尚未构建完备有效的治理规则和协作机制,从而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鉴于大湾区内个人隐私保护、企业利益提高、国家安全保障的必要性以及国际竞争的紧迫性,必须基于现有发展政策和经济基础,参照港澳先进立法,结合广州、深圳两大副省级城市的数字经济试点成果,借鉴欧盟GDPR规则和亚太经合组织“探路者”的规制模式,探索基于CEPA框架构建协同开放与合作监管的“双协同”模式,以政策推动规则融合,以科学立法完善规制体系,以数据共享实现联动监管。

试论公共服务民营化中的政府责任与协同规制

公共服务民营化打破了传统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平衡，急剧转化为这样一种模式：政府的作用日益缩小，市场力量的发挥越来越重要。然而在现有的理论中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在公共服务民营化中，政府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如何承担的理论。本文分析了公共服务民营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探讨了政府在其过程中承担的责任，以此为基础，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民营化发展的理论，即民营化的协同规制模式。

单边经济制裁对多边主义的挑战与协同规制

当前,国际格局正发生结构性变化,以单边经济制裁为代表的单边主义盛行,直接威胁多边机制的正常运转,引发了国际法治危机。伴随着理论界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国际经济制裁正表现出由多边性主导向单边化转变的趋势,实践中单边经济制裁的过度使用导致一度作为例外的单边制裁超越了基于条约的多边制裁。为提升单边经济制裁在大国竞争中的作用,美国积极推动与盟友的单边经济制裁“复边化”,并通过其影响力推动制裁规则趋同化。这种单边经济制裁的泛化适用加剧了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现象,严重破坏了多边规则体系。应对这种伪多边主义下的排他式单边经济制裁,各国要提倡多边协调为主与单边反制为辅的模式。一方面,在单边路径上构建国际法限度内的有效反制体系,另一方面,在多边路径上对单边经济制裁进行类型化界定和区别化规制,以此来制约单边经济制裁的任意扩张,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

单边经济制裁对多边主义的挑战与协同规制

经济制裁既可以是国际社会维护国际法的一种手段,也可以是国家实现利益的斗争工具,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多边制裁的合法性来自基于集体共识作出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而未经联合国授权的单边制裁因性质复杂而存在争议。

基因编辑技术的风险应对: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

基因编辑的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引发了技术、伦理与法律等多个维度的治理问题。单一的治理方式效能有限,需要构建多层次、复合型的治理体系。技术风险是基因编辑问题的逻辑起点,应当强化技术监管,对客观的科技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分类和预防,探索负责任的技术转化路径。技术无法证成其应用的正当性,需要诉诸于价值理性,注重科技伦理治理,完善伦理审查机制,以充分发挥伦理调控功能。法律为基因编辑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应当加强公法与私法、软法与硬法之间的协同规制,推动多元化主体的治理参与,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国际合作。

算法权力及其适应性协同规制:基于信息支配权的分析

智能算法的兴起及其外部效应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既有研究更多地聚焦不同应用场景下算法风险的技术属性,较少论及算法作为一种信息支配权的权力属性。算法的信息支配权体现为对海量数据的有效整合、对受众行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及对算法解释权的独占性,并因嵌入公共治理和公共领域及其迭代更新的动态性,使得算法权力引致的公共性减损风险更为复杂。基于算法权力的技术与社会互构属性及其动态演化,亟需构建适应性协同规制体系,将算法研发主体的内部规制、智能算法相关行业协会的中介规制纳入政府推动的适应性协同规制体系,并推动智能算法的社会学习,增强人们在算法技术运用中的自主意识。

人体基因编辑活动的协同规制——以《民法典》第1009条为切入点

从《民法典》第1009条来看,对于与人体基因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立法者选择的是一种协同规制的路径。从人体基因编辑活动的损害对象、潜在风险、法律影响以及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来看,协同规制都是必然选择。面对人体基因编辑活动,宪法应重点回答基本原则、行为边界和国家补偿等问题,民法应重点关注人格尊严原则的有效适用、基因编辑人本人及其父母的损害救济、基因编辑人的隐私与个人信息(私密信息)保护等问题。尽管《刑法》(2020年修正)解决了专门罪名缺失的问题,但后续立法仍需适当加重法定刑并考虑给基因编辑人增加特别义务。为强化对人体基因编辑活动的行政法规制,应设定行政许可、完善行政监管、强化行政处罚、重视行政指导并落实后续跟踪。尽管人体基因编辑活动的潜在风险很大,但只要找到理想的协同规制方案,就可以将风险控制在合理限度内。

走出地下化:民间金融的协同规制展望

民间金融正规化的尴尬,折射出民间金融规制体系的内在紧张关系,并导致民间金融与既有的硬法规制之间的疏离。其结果是,民间金融走向了脱离硬法规制射程的地下化治理,发展出独特的内部软法规制的样态。不过,因软法规制的有限性,其规制效果也显得力所不逮。民间金融软硬法单一规制的乏力,昭示了制度改进的第三条道路,即硬法与软法协同规制的新路重建。这种重建隐含了新治理浪潮下的私人参与和分权化社会规制,并具体呈现为对民间金融软硬法复合的执行创新与软硬法叠加的组织再造。

数字货币监管溢流的协同规制

区块链有望成为下一代价值互联网的基础架构,但数字货币作为其中最具经济价值的部分却备受争议。秉持去中心化精神的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也需要适应现实社会中的规制机理、法律规制和市场规制,这是对数字货币规制的主要手段。由于数字货币自身独立价值的缺失和Token经济的虚泛化,传统取向型监管的效果因无法有效刺激市场而日渐式微。域外经验和中国实践表明,以审慎创造投资工具的方式推动数字货币独立价值的确立,形成法律规制和市场规制共同作用的协同规制,有利于打破数字货币的监管耐受性。我国基于共同知识博弈的监管溢流现象严重,需要建立起法律与市场协同规制的监管框架以应对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的机遇与挑战。

新媒体视野下同人创作产业的发展与规制研究

新媒体技术及平台的兴起为丰富文艺创作带来了契机,数字化的作品形式、多样化的创作手段、互动性的传播模式等,极大促进了文艺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并随之激发出文化产业巨大的市场潜力。其中,同人创作作为依托原创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当下日趋流行并形成了相当大的市场规模,然而其潜在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也随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产业的良性生长。文章采取新媒体视野,兼用规范分析法与实证分析法,结合典型案例对同人创作的产生、发展、兴盛和争议进行梳理观察,分析新媒体时代下同人创作的特征与现状,论证对同人创作产业进行有效规制的路径形式,旨在为同人创作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思路。文章指出,在基于著作权理论对同人创作进行规制以减少侵权的同时,也须认识到单纯依靠法律手段规范同人创作,难以提高二次创作产业未来的能动性。同人创作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既需要依托著作权法的外部约束,也离不开新媒体及衍生创作产业的内部自觉,应在保障著作权法促进作品传播和文艺繁荣的立法宗旨的基础上进行协同规制,以整体价值观的视角,把握原创作者、同人创作者以及社会公众正当权益之间的动态平衡。

人体基因科技风险规制路径的反思与完善——以宪法与部门法的协同规制为视角

人体基因科技风险规制的现实需求推进了部门法规制路径的革新,但部门法规制的归责功能化、立法模糊化、预防积极化、行为拟制化引发了公共福利限缩、部门法解释空间扩大、公权力扩张与基本权利干预等困境。这些困境的现实根源在于,人体基因科技风险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且对人性构成内在挑战;法律根源在于,部门法的规制功能与规制视角存在局限。宪法作为基本权利保障法,通过宪法上的国家任务、权衡方式、基本权利、审查基准弥补部门法规制功能的局限;作为框架秩序,通过二阶风险规制视角、社会子系统沟通框架弥补部门法规制视角的局限。反思性监督机制的优化和基本权利取向解释的运用,有利于深化宪法与部门法的协同规制。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规制:以生态系统服务为路径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具有紧密的耦合关系,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协同增效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环境治理的重要任务。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规制路径可以实现固碳增汇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同增效。鉴于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分属于两个独立的规制体系,还存在着生态系统碳汇价值未得到法律的重视、适应性制度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不够融合、风险权衡机制与协同规制机制未建立等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为路径的规制分析框架。以协同规制理论为指引,分析了协同规制存在的问题后,本文提出协调两个规制体系的价值目标、完善碳汇制度、建立风险权衡机制和国际国内协同规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直播带货虚假广告的法律规制研究

直播带货虚假广告泛滥这一问题近年一直困扰着我国立法者。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直播带货广告模式成为一种新型购物方式。但由于网络的瞬时性,加之技术手段更新快等特点,直播带货虚假广告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更广的传播范围,使直播带货领域沦为虚假广告的重灾区。尽管国家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不断从加强立法、投入执法资源等方面对直播带货虚假广告予以规制,但有关数据显示,规制效果始终不佳。因此,为寻得应对之策,在归纳直播带货虚假广告的类型及所存困境的前提下,对主播身份的复杂性和对应义务进行阐释,提出相应降低对盲目消费者的保护标准,以治理盲目消费反助推虚假广告泛滥的态势。最重要的一点是,应当在优化自身行政规制体制的基础上,加强与网络平台、行业自治组织等私主体的协调与合作,以期在最低成本下实现最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