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重建与当代中国的协商共识建设

当代中国的治理困局和政策难题,与政治合法性状况有着深刻联系。合法性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市场扩张的脱嵌力量与政治行政系统反向运动力量之间的较量;社会文化系统放大这种力量差,影响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化解危机和提升治理功效,不能寄希望于单个决策和局部调整,需要从根本上分析合法性问题的构成,探索合法性重建的现实道路。协商共识的建设可以起到平衡政治、行政、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作用,有效化解合法性难题。

中国决策过程中的共识民主模式

在民主理论上,共识民主是多数决民主的一种替代模式。在中国,实现共识民主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集中制,而协商民主则是实现共识民主的主要形式。案例研究发现,共识民主模式贯穿于中央政府决策、部门决策和地方政府决策之中;其中,中央决策属于制度化协商型共识民主,主管部门的决策模式很复杂但包含着市场压力型共识,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地方政府则可能在抗争压力下达成谈判性共识。共识民主的不同类型决定了共识民主模式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只有实现共识民主模式的决策,才能使社会矛盾最小化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更科学的对主管部门的权力约束机制。

协商民主:分层社会的同意政治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社会不再是一个整体的社会,而是一个不断分化的多元化社会,多元分化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利益纠纷不断、矛盾重重的社会。为了增进团结并缓和社会关系的紧张性,既不能单靠思想教育,也不能单单依靠法律规范,或依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更不能依靠竞争性的选举民主,而只能依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商对话,通过协商民主化解分歧、达成共识,将是实现断层社会的整合和团结的重要政治选择,它是在两个领域中进行的:一个是社会领域;一个是政治领域。在社会领域中的协商,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利益纠纷通过社会自我协商而自我修复的过程,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理性及自我健康的技术。政治领域里的协商则一方面释放着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另一方面又促进着法律法规及决策的合法性,从而实现着国家与社会的统一与政治整合。

公共价值创造的“协商-共识”过程模型

政策环境的多元价值属性对决策者提出挑战,如何超越具体价值分歧并在实践中创造公共价值,是公共价值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聚焦政策冲突情境,通过引入协商式政策分析的核心思路,构建了公共价值创造的“协商-共识”过程模型。该模型包括主体参与、协商对话、寻求共识三个关键环节。在特定外部环境与条件以及专业支持和辅助下,有分歧的相关方有望实现公共价值创造,为政策合法化和政策执行奠定基础。这一过程可在多种场域中实现。选取美国枪支管控和北京市某胡同修缮整治两个案例,初步验证了“协商-共识”过程模型在公共价值创造实践中的解释力和可行性。中美两国的差异化国情也表明“协商-共识”过程模型在不同制度环境中都有参考价值。

高校共识型协商治理:场域、制度与能力

近些年来,协商民主被视为破解高校治理困境的有效形式,而且是一种可持续的政治诉求。我国高校协商治理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多样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不同地方的协商民主实践基于不同的内外部因素合力而成共识型协商是研究高校治理的重要视角。本文通过构建出“场域——制度——能力”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共识型协商的运作机理。

教师话语权力探析

教育制度的功能赋予教师以制度权力，它包括“话语权力”和“筛选权力”。话语权力即教师传递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力。其话语内容在一元化封闭社会中表现为“被控制的共识”，在多元化开放社会中表现为“协商的共识”。其运作方式表现为文化专断、政治的社会化等。通过对我国现行小学语文课本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本文指出了我国中小学教师的规范性话语内容具有浓厚的政治性和大众性，而超越性和理想性。

WTO贸易与环境博弈中的法律协调

本文着眼于WTO(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的贸易与环境政策,结合WTO争端解决机制在贸易与环境问题纠纷中所采用的基本原则,分析了下列贸易与环境中的典型性法律问题: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多边环境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和生物多样性;以及转基因生物体和生物安全等,并提出,能否有效地解决贸易与环境中所凸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方及有关国际组织如何博弈。

共识型协商:旧城改造报道的另一种可能

借助中山市2013年西城改造项目讨论旧城改造报道的另一种可能。中山市地方政府创造了一套媒介公开程序,形成意见相对多元的协商平台,大量立体、动态、相对全面的拆迁信息得以呈现;与聚焦于悲情"钉子户"个体的简单叙述模式形成区隔。但是,这次共识型协商并没有体现出足够包容和平衡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协商对于政策方案的积极建构,具有利用自身优势造成不平等对话地位、"驯服"民意之嫌。与此同时,对政策持保留意见的当地民众通过媒体渠道和政府直接对话的意愿和能力均较低,民众对公共辩论的低效能感值得深思。

中国共产党集体决策的百年历程、内在动力与基本经验

集体决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实现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法宝。集体决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得以传承和发展,经历了探索与确立、发展与受创、恢复与重建、调适与改革、规范与优化、深化与升华等时期,整体上呈现出从"党内集体民主讨论"向"人民内部协商共识"嬗变。究其动因,根本在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实事求是与长治久安等价值追求助力集体决策迈向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和法治化。集体决策的百年实践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的百年历程,也是民主集中制百年探索的生动缩影,它体现出党坚持自我革命的优良品格、遵循守正创新的治理之道、增强民主集中的政治优势和发挥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

创新“提案+”办理模式推动提案落地见效

近年来,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政协不断完善提案办理机制和方式方法,探索创新“提案+”协商办理新模式,推动提案办理从“答复型”迈上“落地型”新高度。"提案+共识"--关口前移、知情明政。坚持系统思维,组织委员参加全区“每月一讲”"委员好学堂"等活动,聚合协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