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回应:共识导向的基层回应模式--基于淮安“码”上议的案例研究

政府回应性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的经典议题,亦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创新实践,积极有效的政府回应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民众的诉求和社会需求,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现有研究提出三种政府回应模式:代表回应、政策回应与服务回应。江苏淮安“码”上议的治理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回应模式--协商回应。与前三种模式相比,协商回应更加适用于区域性且存在差异化偏好的公共议题,更加强调党委统领和政府指导下多元主体的交互式参与,更加重视通过诉求表达和理性沟通达成共识性决策。既有回应模式将政府视为回应的唯一供给者,而发端于我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协商回应模式则改变了政府与社会的简单二元结构,引入党委、政府、政协等组织力量,塑造党委统领的协商共治机制,实现共识性治理。协商回应模式的提出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贡献:一是从我国治理实践中提炼出新概念,与已有理论进行对话,推动了政府回应性经典议题的理论发展;二是对我国地方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弹性代表:乡村协商民主的回应逻辑及形成机理——基于四个案例村的比较

代表是让不在场的在场过程,如何让代表者更好回应被代表者诉求是代表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乡村协商民主实践中,代表行为具有一定弹性,呈现出弹性代表面相,深刻影响协商回应性。从议题性质解读弹性代表及其回应性可以发现:乡村协商民主议题多属事务性议题,受议题紧迫性与复杂性影响,乡村协商民主可以形成控权型协商与赋权型协商两型,前者代表自主性趋低,主要回应既定意图;后者代表自主性趋高,主要回应村民诉求。在深层次逻辑上,乡村协商民主的弹性代表及其回应性是相关主体不同行动逻辑组合的结果,而行动逻辑组合的动态变化又会调适弹性边界及其回应性。

回应性协商:中国农村基层协商有效运行的重要路径——基于三个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案例的比较

基层政府与普通民众是基层协商的两大关键主体。基层政府回应性影响基层民众参与度,两者共同影响基层协商的运行。所以,回应性协商构成了基层协商有效运行的重要路径。在官僚本位逻辑下,基层政府回应性弱,表现为回避性回应,基层民众受其影响缺位参与,协商中政府与民众缺乏互动,形成排斥型协商,协商效果差;在行政逻辑下,基层政府回应性较弱,表现为行政性回应,基层民众消极参与,政府与民众单向交流,形成动员型协商,协商效果较差;在治理逻辑下,基层政府回应性强,表现为治理性回应,基层民众积极参与,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形成包容型协商,协商效果良好。政府回应性可以动态变化,从低回应性转向高回应性,民众参与度会随之增强,基层协商也会从排斥型协商转向包容型协商,协商效果逐渐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