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精英转型问题探讨——以苏村党支部为例

新形势下,作为农村正式权威结构核心的村党支部正面临传统精英向法理型精英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对体制精英原有的信任关系破裂,村支书权威受到质疑,甚至被颠覆,乡村治理由此陷入困境。突破村级党组织治理困局的出路在于建立协商型治理秩序,通过规范治理主体行为,完善治理规则和制度,使村级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及村民在互动协商中重构信任关系,恢复治理秩序,实现乡村"善治"。

基层协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机理考察与优化路径——以贵州凤冈县“四直为民”模式为例

立体多向互动是基层协商民主的生命力,协商民主贯彻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表现为一个上下关系互联、内外体制多向互动的治理现代化过程。凤冈县'四直为民'作为一项在县域范围内推行的基层协商实践,其治理机制的上行、平行和下行三种途径符合协商型地方治理的目标,其基本结构、方式和效果体现承接上级要求和回应社会需求的任务,满足联结上下关系和打通内外体制的要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四直为民'基层协商为代表的地方治理现代化实践意味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道路迈出了坚实步伐。'四直为民'治理模式的制度化和长期化运行,需要汇入县域作为地方治理现代化自变量的观察要素,嵌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转换使命,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以及融入基层社会秩序重塑碎片化治理的稳定命题。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参与和协商:地方治理现代化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即如何实现地方治理的现代化。没有地方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会落空。站在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现代化总目标起点上,需要弄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变迁过程;选取公共政策过程的视角来客观审视这一地方治理现代化能力;建立问题吸纳型的地方治理决策模式和打造开放参与型的政策体制;探索制度性分权的民主治理经验,实现合作协商型的地方治理,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

环境抗争引发非常规政策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环境抗争有三种类型:农村环境抗争、城市邻避抗争和反大坝建设,其中城市邻避抗争表现最为突出。地方政府面对城市邻避抗争,往往以官方公布停工、停建、改建和移址等处罚型、责令型、道歉型和变更型等决策行为的突发性、临机性和消极性改变作为解决方式,我们将此定义为"非常规政策变迁",而非政策终结或失败。从历史制度主义来看,这种非常规政策变迁受到内生与外生动因相互影响,具有路径依赖并断续均衡特点,呈现权利运作间不对称关系,结果呈现正面方向发展。从社会冲突的"正"功能来看,消解非常规政策变迁的治理之道是要实现政府治理模式、政策决策体制、社会组织功能和社会民众心理四个方面的转变。

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路径研究

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关注国家治理现代化议题时不应忽略地方治理现代化。从实践看,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发展倒逼下的必然趋势,但是它也遭遇到了一些困境和挑战,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单一的治理主体难以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地方发展主义影响和弱化治理;权责失衡导致治理力量碎片化,难以形成治理合力;集体行动困境丛生导致合作行为难以成行。基于此,要通过构建协商型的民主治理结构、坚持分权与合作导向、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以促进地方治理结构现代化、机制现代化和方法现代化。

在监管中吸纳:官办社团参与城市管理的系统分析——以A市城市管理义务工作者组织为例

针对当代中国城市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吸纳型监管模式,可以从政治系统论视角进行分析。从输入、输出和反馈的过程来看,吸纳型监管不同于西方自由竞争式的监管内涵,它来源于作为执行输出端的政府职能的折冲,服务于作为支持输入端的政府信任提升,体现出政府存在的需求输入及反馈社会的输出性结果。从监管型国家建设目标来看,以城管执法和官办社团开展的城市吸纳型监管新模式,不等同于社会力量参与治理,难以达到提升监管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目标。其根源是在城市管理存在政治争议而未经利益博弈的情况下,行政机构的主观性监管很难在管理效率和政治正确之间取得平衡。在此情况下,必须在前端和其他环节嵌入公共参与和公共协商机制,构建协商治理平台,增强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