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认罪的十大“病理”

与对抗性程序相比,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的认罪更令人困惑,认罪原因也更为复杂,探求此类错案的“病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和西方国家辩诉交易的相关案例发现,无辜者之所以错误认罪,其背后往往存在以下因素:事实误解、法律误解、厌恶诉讼风险、惧怕严厉刑罚、受量刑折扣诱惑、避免“惩罚性的过程”、急于摆脱不利的生活困境、检察官的不当行为、律师不良建议或法律帮助不足、被追诉人恶意或特殊动机等。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实践的开展,通过回溯性检视来总结经验教训也极其必要。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无辜者认罪错案的“病例库”,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的视角来透析此类错案发生的机理,寻求根治此类错案的具体路径。

协商性程序正义理念下的审前羁押保障机制研究

协商性程序正义是在众多司法制度中抽象提炼出来的一种理念集合,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逮捕控制机制、企业合规制度均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协商性司法的因素。协商性程序正义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追诉者通过供认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放弃诉讼对抗,控辩双方转而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协,寻求结果控制,实现利益切合点的一种诉讼模式。协商性司法对传统对抗性司法正义理念提出挑战,以对等协商、正当协商、实质协商进行制度设计。审前羁押问题是重要的协商性程序正义保障机制,通过羁押听证制度、羁押审查制度、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羁押救济制度等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从刑事诉讼程序流来看,结合审前羁押相关制度可以从“源头—批捕—动态”三个环节上把握实现协商性程序正义的非羁押具体实施路径。

以合理的程序规则保障教育过程的公平性

教育过程的公平是指在起点公平的实现中,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继续体现和维护教育公平,其基本要求是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参与机遇,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为此,应在理解程序规则的中立性、参与性和公开性等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程序规则中平等主体进行"商谈"的优势,从而使受教育者的权利在协商中得到实现,并且当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时,遵循补偿原则,充分运用正当的程序规则为他们提供救济机制,从而真正维护受教育者的平等受教育权。

价值性协商:3.0版本的协商治理

协商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现代协商治理自产生伊始,经历了1.0版本的工具性协商和2.0版本程序性协商两个发展阶段和两种治理形态,目前已经发展到3.0版本的价值性协商阶段。价值性协商将协商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推广到社会全角落,贯穿到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其形成是协商治理自身发展突破、社会发展需要和国家高位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在实践中表现为制度规范型、党建引领型以及合作共治型等多种面相。价值性协商以其开放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等特性促进基层地方治理减负,也为基层群众自治有效实现创造条件。

论协商性的程序正义

传统的程序正义理论适用于对抗性司法程序,对于新出现的协商性司法程序不具有完整的解释力。根据认罪认罚程序和刑事和解程序的实施经验,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所谓协商性的程序正义,属于一种基于结果控制而实现的诉讼价值,被裁判者自愿放弃了无罪辩护权,也放弃了部分诉讼参与机会,却有可能通过协商、对话和达成妥协,对诉讼结局发挥影响、塑造和控制的作用,从而获得最大程度的实体收益。协商性的程序正义建立在诉讼主体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功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可以被延伸适用于更多的非对抗性司法程序之中。从实质上看,协商性的程序正义理论并不是对传统程序正义理论的否定或取代,而属于一种必要的理论发展。

美国轻罪治理体系的现状、困境及反思

美国轻罪治理体系作为两极化刑事政策中的一极,不仅基于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开拓了与重罪不同的速决式诉讼机制,还以非刑罚化、刑罚社会化为基本导向,通过多元刑罚处遇实现特别预防和行为规训,修正了传统的刑事处罚模式。轻罪制度在缓解轻罪数量过多与司法资源有限的供需矛盾的同时,也因入罪门槛过低、程序任意性过度,以及罪刑不均而酿生刑法治理危机,其制度设计和缺陷可以给我国提供启示。轻罪化的刑事立法和以轻罪为主体的刑事司法已然成为我国目前刑事法治的重要面向,加快轻罪立法步伐、创建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正成为犯罪治理的关键策略,应进行全面的配套制度跟进,实现犯罪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