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实现的三维路径——基于社区协商实践的对比分析

在城市社区层面有效实现协商民主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我国典型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实践的对比研究发现,基层社区在面对国家顶层设计、社区不同参与主体间的矛盾以及寻求社区公共利益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多形式协商参与方法和多层次协商决策空间,以实现将国家政策性的协商民主要求转化为地方城市社区实施的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协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协商民主制度化平台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系列价值、制度与技术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它的实现需要理念、制度与技术的综合配套与变革,体现在价值体系、制度程序与协商民主技术介入三个维度上。因此,实现社区协商民主需要加强协商民主理念、协商制度化建设和相应协商民主技术综合运用的叠加效果,应当走“制度化”与“技术化”的共同发展之路。

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协商民主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丰富公共治理模式的政治实践。以协商民主优化议程设置,有助于构建开放包容的政治决策体系。协商民主与议程设置在提供落地场景与避免隐蔽议程方面功能互补,以维护人民主体地位为共同价值追求,结合形成具备全过程意蕴的政策制定模式。协商民主从宏观制度建设、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和数字协商民主机制角度推动公共议程转化为政策议程,使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得到政治过程的回应。确保政策议程与民意表达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公共理性与修辞叙事相结合的协商机制,营造开放宽容且回应性强的政策制定环境,完善协商民主议程转化的全过程追踪机制。

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使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运转起来

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运转起来的关键。民主工具论认为,根据具体目标的不同,协商民主分化为不同类型的协商民主实践,而不同类型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制度设计也不同。因此,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有效运转的基础条件。从目标和功能视角出发,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可划分为公共决策类协商民主、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权力监督类协商民主和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山东单县的乡村夜话对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和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进行分类化的制度设计,是对分类运行的制度设计的初步探索。合法性建构类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和决策执行类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在“协商什么”“谁来协商”“如何协商”“协商结果”四个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协商目标、协商议题、协商主体、协商流程、协商方式、协商机制和协商效能等方面。

乡村振兴中村级协商民主的提升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小古城村“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经验分析

村级协商民主是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村级协商民主能够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在乡村振兴时期为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需要构建起村级协商民主的新路径。通过对浙江省小古城村协商民主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发现,该村通过实行党建引领促进村级协商民主开展、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协商程序规范确保协商活动有序、监督落实到位展现村级协商民主成效等制度,真正实现了“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新时期以小古城村的经验作为参考,发展村级协商民主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为村级协商民主提供根本保障;培育村民权利主体意识,营造民主开放的协商氛围;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促进村级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构建数字化协商平台;发挥村级协商议事组织功能,提升协商主体能力。

数字协商民主的逻辑理路、内在限度与优化路径

数字协商民主是数字化和民主化两大浪潮深度交汇的产物,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通过技术、价值、工具三重嵌入重塑协商主体的能力与意识,使协商民主迎来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机遇。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目标检视,技术本身的局限性无形中为数字协商民主创设了难以跨越的内在限度,包括基于数字鸿沟的民主参与广泛性限度、基于网络失范行为的民意表达真实性限度、基于数字异化风险的民主决策有效性限度。数字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以数字包容营造广泛参与的政治环境、以有序参与凝聚真实民意、以法制保障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将技术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将广泛、真实、有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到实处。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作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形式,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具有过程完整性、主体广泛性和领域全面性的显著优势,有利于在运行程序方面实现“全链条”人民民主,在参与主体方面实现“全方位”人民民主,在内容领域方面实现“全覆盖”人民民主,发挥着扩大有序政治参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广泛凝聚共识力量等重要作用。

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契合、密不可分的富有生命力的有机整体,三者有机结合于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进程,有机结合于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生动实践。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是发展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现实需要,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抉择。深化三者有机结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践行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人民政协制度。

制度-事务脱嵌:基层协商民主困境的生成机理及其治理机制

基层协商民主已基本实现良善之治,但亦面临着一些实践困境。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困境根源于“制度—事务脱嵌”。“制度—事务脱嵌”理论指出,治理事务是影响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关键变量,制度脱嵌于治理事务会导致基层协商民主出现实践困境。基层治理事务至少包括3类事务,即自主决策事务、动员式执行事务、依规执行事务。但是,当前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仅仅适配于某一类或两类事务,无法全部嵌入3类事务。当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与部分事务脱嵌时,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在脱嵌性事务中难以发挥作用,各类主体会采取相应的策略加以应付。于是,基层协商民主在脱嵌性事务中出现基层干部变通式执行、人民群众政治冷漠、政治精英过度参与、治理效果相对欠佳的实践困境。为此,基层协商民主困境的治理机制需着力于克服“制度—事务脱嵌”问题,让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设计能够嵌入治理事务之中,朝着分类运转的制度设计方向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阈下数智协商民主的基层实践与完善路径——基于全国四个典型创新案例的观察分析

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数智协商民主是传统协商民主的升级和跃进,也是完善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形式和新路径。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视阈下,构建“主体-客体-过程”三维理论框架,对浙江诸暨、湖北鄂州、湖南衡阳和四川邛崃四地的创新经验进行剖析发现,它们在多元主体的议事质量提升、参与空间拓展和议事渠道畅通等方面收效较多,但也存在着思想认知误区、城乡数字鸿沟和网络民粹主义等风险和问题,需要加以规制和解决。数智协商民主的基层创新实践不仅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多维阐释和生动演绎,也提示我们协商民主无法完全脱离实体空间而在纯粹的数字场域完成人的全部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需要推动数智协商民主与传统协商民主的优势互补和复合式发展,由此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加稳健地全面发展协商民主,从而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科学内涵探析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提出的重要论断。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植根于中华文化深厚土壤,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具有中国底蕴、民族特色。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科学内涵主要体现在: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的根本政治保证;统一战线是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法宝,是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力量;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发展壮大统一战线的重要制度保障。深刻认识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深刻内涵,有利于推进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利于发展壮大新时代统一战线。

以程序民主赋能基层协商民主的三重维度——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实现了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基层协商民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提升其民主实效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依靠程序赋能。程序民主的引入,能够保障基层协商的民主核心价值,维护协商公平正义,并极大地提升协商的效率水平,是提升基层协商民主实效的重要保障。当程序民主运用到基层协商民主中时,具体化为议事规程,以议事规程赋能基层协商民主,需要夯实议事规程的内容设计,强化协商主体能力建设,健全议事规程监督机制,保证环节完整与程序合理,实现程序民主推动实质民主。

民主有效性导向下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系统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所带来的“中国之治”效应,将民主有效性问题凸显出来。所谓民主有效性,是指民众行使民主权利和政府运用国家权力体现出来的积极效用,包括秩序、稳定、经济增长、安全、激发人民创新。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应该将协商民主有效性的价值及理念贯穿其中,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理念为导向,以有效性统领制度建设,通过制度有效性、治理有效性和民主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统一于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中,使协商民主能够真正彰显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彰显党和国家予以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的政治期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明交流互鉴观中的文化与实践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核心文化基础是求同存异、共担责任、平等共议、合作共赢,具有符合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基础与文化特征,成为推进文明交流、深化文明互鉴、实现文明共生共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结合”的典范。理清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核心文化基础,坚持文明交流互鉴,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文化特色与实践优势,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商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观视域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文化的培育路径。

乡贤理事会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基于江西省E市D镇S村的调查研究

乡贤理事会是随着新乡贤兴起而成立起来的农村社会组织,是我国农村基层发展协商民主的有效实践形式。文章通过实地考察,以国家—社会互动关系为分析框架,运用“解剖麻雀”方法研究乡贤理事会的特征、运行规律及其推进农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基层实践。研究发现,乡贤理事会的产生和运行需要国家力量激活农村自治力量。农村基层要推动协商民主的发展,就要按照协商民主的规范要求优化和完善乡贤理事会,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对乡贤理事会要进行适当的干预和规范,更好地保障农村自治组织和自治力量的发展壮大。

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运作机制研究——以“有事来协商”为例

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顺应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农村协商民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文章借鉴IAD框架的分析思路,立足“有事来协商”个案实践经验,提炼农村基层协商民主助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运作机制,并从提升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建立协商对话的运行规则、坚持话语共识的实践导向、增强多元主体的治理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提出建设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协商民主路径。

《统一战线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序

《统一战线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人民日报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是李俊、蒋锐同志共同主持完成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一部从统一战线的视角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佳作,也是一部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重要论述的好书。

正式程序与微观策略:基层协商民主的“双轨”模型

与西方协商民主强调“理性对话—达成共识”的路径不同,中国的基层协商民主实践表明,纵向协商仅通过理性对话、搭建平台并不能达成共识,甚至还会存在一定的民众抗争,因此需要在正式协商程序之外做大量的关系建构、思想工作和情感沟通,呈现出协商民主的“双轨模型”。基于对上海市一老旧小区改造的案例研究发现,本土基层协商民主一方面是一条程序性、制度性、官方性的“明轨”,包括以“理性对话”“平等参与”“公开平台”“程序正义”等为核心要素的基本协商民主路径;另一方面是一条来源于具体实践的暗轨,包括话语、身份、情感、利益等具体的微观实践策略。只有“双轨”并行,才能推动协商民主真正有效地运转。

人民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机理研究

人民政协作为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专门协商机构,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与作用。人民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既具有历史脉络、理论逻辑,又具有时代价值、独特优势。新时代推进党的领导与统一战线、协商民主的有机结合,必须在谨守历史规律、拓宽理论视野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大力推动“吸纳式协商”“开放式协商”,合力构建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三位一体”有机结合新格局。

策略性均衡:新双轨政治下村委会协商民主行为的内在逻辑——基于A村人居环境整治案例的研究

村委会是乡村社会的政治中心,加强对村委会协商民主行为的研究对推进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构建新双轨政治下村委会协商民主行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A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案例对该分析框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受自上而下行政权力和自下而上民主权力的约束,村委会会对政府任务模糊性和村民利益冲突性进行调适,进而使得其协商行为在“行政主导式”“社会主导式”“双向调和式”以及“自由放任式”中游走;这种钟摆行为是村委会追求策略性均衡的结果,该结果建立在新双轨政治制度、村委会“经济人”属性和自由裁量空间之上,其对乡村治理有利有弊。未来,应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和加强信息技术应用等方式来进一步规范村委会的协商民主行为,进而提高基层自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