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协商秩序

以研究性学习课程政策在C市的实施为例,发现中国教育政策实施过程是一个多方参与者根据自己利益、认知和所拥有的资源,彼此斗争、妥协,最终达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应该怎么做"的共识过程。简而言之,就是协商秩序的确立过程。这一方面证明了英语研究文献中的若干观点和理论,具有跨文化的稳定性和适用性,很多观点也都适合中国国情。另外一方面,也拓展和更新了教育政策实施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具体说就是,不能如现有大多政策践行研究那样,只关注学校层级的复杂性,没有把学校与其他相关利益关系方的互动纳入分析范畴。而是必须把学校与同属一个组织域的其他处于不同位置、拥有不同权力/知识的政策参与方之间的斗争、讨价还价和协商的过程纳入到分析视野中。

新高考选科政策实施中的协商秩序及其形成——浙江省A市的质性研究

分析A市新高考选科政策实施经过可以发现,该政策经历了从各方困惑无措到建立稳定秩序的制度化过程,目前学生具有自主决定权,学校进行宣传引导和制度控制,家长根据学校建议参与选科。这种稳定的秩序是通过复杂的协商过程建立的,包括市教育局、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在内的行动者在选科组织场域中不断博弈,根据自身的资源和话语权表达诉求、争夺利益,通过斗争和妥协达成一致。由于政策实施环境复杂、政策要求不断变化,协商秩序是有层次、多轮次的。各行动者对实施的影响程度不同,但都具有能动性,发挥了自身的作用。相关发现一方面验证和补充了教育政策实施理论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对推广选科,深化新高考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协商性秩序:田间过水的治理及机制研究——基于重庆河村的形态调查

在对河村传统时期田间过水秩序的调查中发现,地位平等且相互依赖的农户通过协商的方式能够实现有序灌溉。河村过水的基本原则产生于自然规律以及水稻的种植经验,对所有村民均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而在过水的实践中这些基本原则又具有可协商性,通过协商这一方式又使过水秩序更具弹性。在农民的生产生活层面,协商性秩序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国家权力"退出"乡村社会的背景下,协商性秩序的意义更加凸显。基于历史的延续性,河村田间过水秩序的研究可以为探索乡村治理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指引。

随迁子女教育财政责任分担政策再造中的“秩序协商”——基于Colebatch二维政策分析框架的窥探

教育政策执行实质上是利益相关者进行“秩序协商”的过程,它是由“利益冲突”“博弈互动”“达成均势”等一系列链条有机组合的循环过程,Colebatch的二维政策分析框架为剖析随迁子女教育财政责任分担政策再造过程中的秩序协商提供了理论视角。从垂直维度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流入地各级政府之间围绕事权与财权的划分展开互动与协商;从水平维度来看,随迁子女家庭与城市居民家庭、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之间的“讨价还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随迁子女的学校选择行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财政责任分担政策再造中的秩序协商兼具“强制性”与“诱致性”的双重特征,“算计取向”催生了个体追求利益的自发性,协商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表达的显性化更增添了冲突的复杂性。因此,国家以“管制取向”逻辑对个体行为进行调控,促使“算计”思维向“合适”思维的转变,将利益冲突转化为和谐的秩序协商,保障了“均势”的达成。

20国集团变革国际经济秩序探析

20国集团成功应对了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变革国际经济秩序也是20国集团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从20国集团的构成来看,以20国集团为载体变革国际经济秩序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成员国协商国际秩序的变革从而构建新的"协商秩序"提供了平台,并成功促进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尽管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但20国集团变革国际经济秩序首要平台的地位和作用不会改变。

基层协商民主:生成机制、成长之困和发展之道——以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为例

肇始于20世纪末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是中国基层践行协商民主的重要尝试,被学术界称为协商民主的"温岭模式"。其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温岭基层民众的利益诉求,成功地开辟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协商治理新路径。温岭模式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层面、宽领域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展现出了基层协商民主政治发展的蓬勃生命力。但是,温岭模式在其成长道路上面临着协商主体之困、协商制度之困以及社会组织之困,制约着其发展。因此,需进一步探讨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加强顶层设计,消除制度障碍;培育社会组织,激发参与热情;坚持依法恳谈,维护协商秩序。

浅谈不同导师指导模式对博士生培养的影响——基于对国内100名理工科博士生的调查

以对国内100名理工科博士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和交流访谈为基础,从博士生角度分析了不同学习阶段对于导师指导要求的差异性。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双导师制培养的研究生成才较为有序;小组导师制培养的研究生在自主设计实验、深入分析实验结果等能力上具有领先性;单一导师制培养的研究生更容易形成对导师的信任感。结果表明,不论实行何种指导模式,对于导师而言,要培养好一名博士生,真情投入是基础,良性互动是关键,因材施教是保障。

乡村治理精英转型问题探讨——以苏村党支部为例

新形势下,作为农村正式权威结构核心的村党支部正面临传统精英向法理型精英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对体制精英原有的信任关系破裂,村支书权威受到质疑,甚至被颠覆,乡村治理由此陷入困境。突破村级党组织治理困局的出路在于建立协商型治理秩序,通过规范治理主体行为,完善治理规则和制度,使村级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及村民在互动协商中重构信任关系,恢复治理秩序,实现乡村"善治"。

关系平衡、东盟中心与地区秩序演进

大国平衡往往被认为是东盟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战略。但是对于东盟大国平衡的解释却大多陷入结构主义和工具理性的逻辑。作者拟借用社会学和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提出"关系平衡"的概念。东盟大国平衡的根本性质是"关系平衡",即将地区相关大国纳入东盟的关系网络中,通过对关系的主动管理和调节,实现各种关系亲疏均衡和关系体系环境最优,从而维护自身安全、增进自身权利。东盟通过关系性权力政治实践、关系网络化和情感关系过程等三个机制将"关系平衡"制度化为"东盟中心"。"东盟中心"不仅仅是地区合作的制度和规范基础,而且正在塑造着"东盟方式"的地区协商合作和协商治理秩序。多边主义秩序观是"关系平衡"的规范背景和前提条件。"关系平衡"是秩序塑造过程的核心和动力。作者以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从东亚峰会到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的建立以及中国—东盟关系中的情感过程为案例对"关系平衡"的三个作用机制进行了验证。

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再思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借鉴政治社会学有关"抗争艺术"的理论模式,作者尝试对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战略行为和思维做了新的理论概括。中国在单极体系下的抗争艺术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作为战略行为在现有秩序中的"依法抗争"以及作为战略思维对现有秩序进行反思的"日常抗争"。重新思考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应该超越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二分法。中国学习和接受既有国际规范只是社会化的一个方面,中国如何影响国际规范的演变则是社会化过程中尚待理论化的另一方面。中国正积极探索未来国际秩序的若干模式,其中,"协商秩序"作为一种国际秩序的理想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政治发展中的秩序类型:一个比较分析

政治发展以政治秩序的建立、演进与更新为基本内容,由于政治发展程度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政治秩序,即组织化秩序、协商性秩序、制度型秩序,并且在三种不同类型的秩序之间存在发展逻辑上的次序。组织化秩序标志着政治发展的存在,也是政治发展持续的基础;协商性秩序是组织化秩序的突破和更新,也是形成制度型秩序的关键,如果没有协商性秩序,组织化秩序不可能走向制度型秩序。因此,协商性秩序是承上启下的政治发展阶段;制度型秩序意味着政治发展的成熟阶段,易言之,从组织化秩序发展到协商性秩序,最后发展为制度型秩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发展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