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预算改革下乡镇政府协商型组织结构创新-基于地方创新的多案例分析

参与式预算改革是对传统的政府单向主导格局下财政预算的改革,是协商民主在预算领域的集中体现。参与式预算改革推动了乡镇政府的权力、机构、职能等结构性要素发生变革,形成了乡镇政府协商型组织结构模式。本文以协商议题提出主体作为划分依据,运用多案例的分析方法,将乡镇政府协商型组织结构变革分为上议式协商结构、共生式协商结构和下治式协商结构三种组织结构模式。这三种组织结构共同的发展趋势是迈向共生式协商结构。乡镇协商式组织结构变革促进了乡镇权力、机构、职能、责任等多方结构性要素的整合,实现了协商式治理与乡村公共秩序的重构。

一个基于Bayesian学习的协商模型

在Multi-Agent系统(MAS)中,每一个Agent都有不同的目标,通常只拥有对方的不完全信息,Agent需要具有解决在实现各自目标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的能力。协商是解决这些矛盾的一种有效途径。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Bayesian学习的协商模型NMBL:在每一轮协商中,Agent通过Bayesian学习获取协商对手的信息,更新对协商对手的信念,然后根据基于冲突点和不妥协度的协商策略提出下一轮的协商提议。NMBL把整个协商过程看成一个动态的交互过程,体现了Multi-Agent系统的动态特性,同时NMBL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试验证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协商性能。

技术预见共识形成的影响因素及其路径研究

参与式技术预见强调不同利益群体参与的对话机制、共识形成和人际网络构建,体现出更为明确的民主理念与价值。共识形成是参与式技术预见的一个重要环节,推动多元化部门、多领域专家和广泛公众群体参与产生的共识有助于推动技术预见结果的执行。基于社会塑造科技发展的观点,分析了技术预见与共识形成的关系,从共识形成的三大影响因素——议题定义、协商结构和参与动机来探究共识形成的路径,构建技术预见共识形成路径的整合模型,旨在厘清参与式技术预见中共识形成的过程与机理,以期为我国开展技术预见提供参考。

语篇隐喻体现形式探究——英语小句省略

本文以Halliday和Martin的语法隐喻观为框架,聚焦Halliday&Hasan(1976)定义、分类的英语小句省略,探讨语篇隐喻体现形式。本研究发现:除轭式搭配法省略外的所有类型小句省略均是语篇隐喻。根据Halliday&Hasan(1976)对语篇衔接的研究,本文认为这些省略可归类为内部连接关系语篇隐喻;但根据Martin(1992)的语篇语义研究,本文则认为这些小句省略又可归类为协商结构语篇隐喻。此两种似乎相悖的小句省略分类其实是本文基于Martin(1992)与Halliday&Hasan(1976)对语篇衔接有不同看法继而对小句省略的不同看法。本研究不但探讨了Martin语篇隐喻体现形式,而且增加了有关语法隐喻体现形式的精密度(delicacy)。

中国互联网文化的浮现:结构协商与话语生产

中国互联网发展至今二十余年,其文化内涵及影响已引起不少学者关注,相关的文化研究文献在不断增多。但互联网文化的正当地位不是最开始就一目了然的既定事实,它是在不断与社会政治结构进行调适、不断形成实践主体、进行另类话语生产的动态过程中形成的。本文基于'国家—社会—市场'的三维分析框架,围绕1994—2003年这十年间有关中国互联网的重要事实,对互联网文化浮现过程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角力以及结构化的协商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从而试着澄清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互联网文化是如何一点点生产出其正当地位的。

语篇隐喻的体现形式

文章基于Halliday和Martin的语法隐喻观,通过讨论Halliday&Hasan(1976)定义、分类的英语动词省略句法特征,进一步阐释语篇隐喻体现形式。由于Martin和Halliday对衔接有不同理解,继而对动词省略有不同看法,因此文章把动词省略归类为如下表面矛盾但其实不然的语篇隐喻:内部连接关系和协商结构。该研究不但探析了Martin语篇隐喻体现形式,而且增加了有关语法隐喻体现形式的精密度(delicacy)。

从抵抗到多层次协商:平台化社会数字青年的文化实践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许多人,特别是数字青年文化实践的基础设施和空间场所。本文聚焦我国数字青年如何以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为基础开展圈层化的文化实践,进而在数字平台上以圈层为名建构起自我和群体认同。在日益流动的数字化空间中,不同平台、不同文化圈层,特别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圈层之间并非完全区隔,在数字青年的主体实践和不同力量的介入下,跨平台、跨圈层的互动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一种“多层次的协商关系结构”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