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温控制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巴黎协定》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大会通过《巴黎协定》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全球气温控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非能源行业企业,能源行业企业的投资效率在设置2℃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上限之后显著提高,并且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问题的缓解。这一现象在全球气温控制后公司生产经营活力提高、资金支持更多和社会责任表现更好的样本中更加显著。当企业受到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时,全球气温控制对能源行业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加显著;能源行业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确实来自全球气温控制而非来自能源公司原本对环保问题的关注;地区升温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时,能源公司更需要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来增加环保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能源行业企业提高投资效率可以显著增加公司的环保投资总额。本文直接检验了全球气温控制是否促进企业提高投资效率,进而促进它们增加环保投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巴黎协定》下多边开发银行气候融资规则的改进

多边开发银行以与《巴黎协定》相对标为主要动力,在资金运作方面现已建立起一整套以共同原则为基础的气候融资规则,为全球气候融资体系注入了新活力。然而,气候融资规则的发展难以满足相关方的利益诉求,与发展中成员国间的长期战略合作较弱,面临激烈的同业竞争压力及私营部门融资信任赤字等问题,多边开发银行当下的气候融资规则体系仍面临资金配置失衡、规则孤岛现象明显、细节性内容缺失、透明度不足等多重困境。在未来发展中,多边开发银行应持续推进与《巴黎协定》目标保持一致,构建统一气候融资规则标准框架,设计可量化、可对比的资金监测机制,并完善气候融资风险管理。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全球气候融资的关键行为体,中国应选择合适的国际气候治理路径,以高标准系统化构建气候融资相关规则体系,建立统一的气候融资管理机制,加强气候融资多边合作机制建设,以积极影响国际气候融资规则的改进,增加气候治理话语权。

世贸组织《渔业补贴协定》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2022年6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就《渔业补贴协定》达成共识,该协定创造诸多“第一”。我国于2023年6月27日递交议定书的接受书。渔业补贴在发展中国家十分普遍,《渔业补贴协定》禁止向三类捕捞活动提供补贴,协定的生效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渔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通过对协定相关条款的仔细分析,对比发展中国家渔业发展现状,发现由于过渡期以及渔业筹资机制的存在,短期内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影响不大,长期而言如果发达国家能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发展中国家积极利用好过渡期,协定的签署将促进发展中国家海洋捕捞业的升级,为全球渔业资源保护起到积极作用。我国在协定所禁止的三大领域执行总体情况较好,因此,协定的生效,并不会对我国海洋捕捞业产生较大不利影响,但是细小的摩擦在所难免。建议加强国际履约和谈判团队建设,加强对远洋渔业企业海外机构的监管,将渔业补贴改革与渔业高质量发展相结合,让渔业筹资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良性互动,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我国渔业“走出去”。

面向《巴黎协定》目标的首次全球盘点系列报告解析及启示

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国际能源署和国际可再生能源署近期发布的七个系列报告为数据基础,首先综合了分析全球气候行动的总体进展、能源系统转型与重点行业减排进展,并采用Doc_LDA主题模型进行文本挖掘,揭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六大关键主题:可再生能源及能效、多元化创新、重点领域碳减排、政策、关键矿产以及国际合作。随后,进一步深入分析全球气候行动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提出未来行动方向的建议。最后,围绕中国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提出四点启示性建议:1)加强气候政策的执行力度,因地制宜制定相关策略;2)加大对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研发的投入,加速低碳技术的创新和商业化;3)构建完善的气候投融资机制和标准,加强风险管理办法的部署;4)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对话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东盟中心地位的维系——基于实践视角的考察

针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否能够维护东盟中心地位这一问题,鲜有研究给予正面回答,普遍将之视作默认的事实。从社会实践的视角出发,东盟中心地位具有场域、资本和主导性实践3个维度的内涵,分别对应大国竞争关系中的特殊位置、东盟资本积累的持续转化以及“东盟方式”的外向延伸。所以,东盟中心地位的维系需满足3个条件:(1)印太权力场域内关键大国的有序竞争;(2)东盟内部资本存量维持稳定或实现提升;(3)“东盟方式”作为主导性实践不发生根本性的演进。同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具有三重维度的实践内涵。在场域维度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子场域”的创设,在创造场域区隔的前提下可能引动制度竞争,冲击东盟中心地位;在资本维度上,理想情况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能够推动东盟资本积累的提升;从主导性实践维度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深入发展可能会突破“东盟方式”,其“硬性区域主义”的特征与“东盟方式”存在矛盾。显然,东盟中心地位的3个维系条件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顺利推进的情况下无法同时得到满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不存在绝对意义上能够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实践指向。

目的论视角下的金融文本翻译——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例

金融文本是一种非文学类的功能性文本,以传递信息为主,要求表达精确。作为金融文本的典型示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推广和发展尤为重要。本文以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中的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和忠实性原则为指导理论,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英汉翻译技巧进行探析。研究发现,译文使用了增译、省译、转换译、逆译、顺译多种翻译策略,符合目的论的三大原则,进而说明了此理论指导金融文本翻译的可行性,以期为同类文本翻译提供借鉴,更好地服务读者。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软性劳工条款的风险及应对——以欧韩FTA争端案为视角

从《欧韩自由贸易协定》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欧盟将劳工条款纳入可持续发展章节,以相对软性机制促进缔约国对劳工标准的遵守,但该模式一直被批评实效甚微。为此,欧盟意欲加强条款的执行力度,发起了欧韩劳工条款争端案,并首次启动专家组程序。该案明确了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争议可纳入专家组受案范围,强化了核心劳工标准的义务性约束,并推动韩国修改国内立法和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核心公约。为了应对《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生效后的劳工条款争端风险,中国应当加快修改立法和实践中与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明显不符之处,推动相关核心公约的批准进程,加大对国际劳工法律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并重视发挥“法庭之友”的作用。

一九五二年《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署与实施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蒙古、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档案的渐次解密开放,学界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蒙关系历史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发表了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就研究主题而言,集中于中蒙苏三边关系互动、中蒙贸易、中国工人援助蒙古、中蒙建交、中蒙划界等相关历史问题。这些既有研究已经开始注意使用多国多边档案展开互证研究,讨论了中蒙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或侧面,丰富了中蒙关系的历史图景。

碳风险能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基于《巴黎协定》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我国实体企业低碳绿色发展对气候治理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巴黎协定》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碳风险冲击对碳密集型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巴黎协定》实施引致的碳风险冲击显著抑制了我国碳密集型企业金融化,表明碳风险冲击能够促使企业资产配置回归实体业务,注重低碳绿色发展;影响路径分析表明,碳风险冲击通过增加企业环境资本支出和企业创新投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碳风险冲击提高了实体业务利润率,且抑制企业金融化是其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经济发达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碳风险冲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丰富和发展了气候政策经济后果研究,为引导碳密集型企业低碳绿色发展和“脱虚向实”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后《巴黎协定》时代”的气候治理——基于战略性气候诉讼的考察

2015年《巴黎协定》缔结之后,全球气候诉讼呈爆发趋势,针对政府或企业提起的战略性气候诉讼也持续增加。在一些战略性气候诉讼案例中,法院发展出了一种治理型司法模式,使诉讼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法庭两造而延伸到气候政策领域,在复杂的气候治理格局中推进了气候监管。这些案例表明,能动的司法品性对弥合处于疲软状态的气候治理模式表现出了较大的实然优势。文章结合典型的战略性气候诉讼案例,分析了法院在因果关系等难题上如何实现对传统气候诉讼中司法障碍的跨越。

《巴黎协定》国际碳交易机制的制度嬗变与相应挑战

《巴黎协定》国际碳交易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嬗变并给相关制度设计带来了相应挑战。首先,其主体范围从局部参与扩大到全球参与,使得双重核算风险增加并牺牲了可惩罚性。其次,其减排目标由短期静态的绝对数量目标向长期动态的国家自主贡献加强转变,从而较难形成“自上而下”国际层面的总量控制并可能会产生反向的不正当激励。再次,减排指标由同一性转变为多样性,给建立稳健统一的会计核算规则带来了巨大挑战。最后,其价值取向从京都三机制侧重经济性转向侧重环境完整性,对《巴黎协定》国际碳交易机制如何平衡经济灵活性与更加严格的环境完整性要求带来挑战。

《巴黎协定》温控目标下石油的角色与转型路径

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核心在于清洁能源对传统化石能源的实质性替代,能源转型压力驱动了对石油产业转型的广泛关注和研究。采用主题文献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分析石油在能源清洁化转型中承担的关键角色,探索综合评估模型下石油及化工产业未来可行的转型路径。采用合作网络、共现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石油产业转型研究进行扩展分析。结果表明,碳中和愿景要求石油产业链进行从产能技术到产业布局的根本性变革,包括限制石油储量开采,逐步淘汰高成本原油开采,积极寻找石化制品的替代方案等。主要石油生产国的未来发展和定价策略会对世界石油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硬性的石油系统能源转型可能导致不同群体的多重损失,下游产业的适应和社会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分析表明,欧洲地区是当前石油转型路径研究的重心,而中国的相关研究略显不足,基于综合评估模型的多模型比较研究、未来石油企业的策略行为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分析、重点地区的石油产业政策和未来石油供需情况、立足于符合中国国情的石油清洁化转型研究等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互惠准入协定》与日澳海洋安全合作

《互惠准入协定》为日本与“准同盟国”澳大利亚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密切合作提供了清晰的实施路径与法理依据。在双边层面,日澳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内容不断拓宽;在多边层面,两国配合美国推行“印太战略”,持续深化美日澳安全与防务合作。在《互惠准入协定》框架下,未来日澳两国间的海洋安全合作将会继续深化,武装力量在对方国家的相互部署也将常态化。日澳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断加强防务合作,积极向军事“准同盟”方向迈进,势必破坏亚太地区现有战略平衡,给地区乃至世界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严重挑战。

从美盟《阿尔忒弥斯协定》等太空政策看国际地月空间霸权争夺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美国已正式与32个国家签署《阿尔忒弥斯协定》(Artemis Accords,以下简称《协定》)。《协定》为美国单方面主导制定的月球探索协议,于2020年5月公开宣布并进行了首次签署,美国希望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与“太空盟国”确定一套共同原则来管理深空探索和外空资源开发。目前,《协定》将中国、俄罗斯排除在外。

《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签订与中国青年的反应

1918年北洋政府在日本侵略者的胁迫下签订了“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该协定暴露了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野心,同时也刺激了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国青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规模空前的爱国救亡运动,他们成立爱国团体、发行报刊宣传救亡思想,代表了近代民族解放事业的先锋力量,彰显了中国青年的伟大力量,尽管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对之后的五四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广东农业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思考

采用文献综述和调研分析的方法,本文总结了广东农业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地缘、产业、外贸和政策环境方面的优势、概况,分析了RCEP给广东农业带来的机遇、挑战,认为RCEP对广东农业具有“双刃剑”效应,既是广东省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可为广东农业发展带来更加广阔的市场,有助于提升广东农业竞争力,有利于广东农业企业“走出去”“引进来”;也将给广东农业产业和企业带来风险挑战,如带来产业同质化竞争,来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非关税壁垒依然存在,发达国家的技术规锁阻力增加,广东农产品物流配送及装备体系短板将加剧。

气候变化治理对新能源企业的奖励效应——基于中国加入《巴黎协定》股票市场反应的证据

在经济低碳转型的背景下,股票市场能否借助价格信号引导资源向新能源产业集聚,是股票市场绿色有效性的关键。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方法,通过观察股票市场对《巴黎协定》签署的反应,考察气候变化治理力度加强与新能源企业股票收益的关系。研究发现,相比非新能源企业,新能源企业在《巴黎协定》签署事件窗口期内的股票收益提升。机制检验发现,气候变化治理力度加强主要通过企业价值增长机制和投资者关注机制影响新能源企业的股票收益,并且企业价值增长机制的作用程度高于投资者关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变化治理力度加强对新能源企业股票收益的积极影响在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地区、竞争度更高行业、议价能力较弱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对充分发挥气候变化治理实践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开展绿色金融助力经济低碳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停战为什么不能终战?

始于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开启冷战格局的东北亚惨烈战争,它致使朝鲜半岛同族相杀、华屋丘墟、生灵涂炭,而且导致北南政权长期分裂和敌对,造成1000多万人口离散居民和无尽的心理创伤,朝鲜半岛至今仍然是自世界冷战格局结束以来唯一的残存危险区域。同时,中国人民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后,半岛的博弈和敌对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继续以朝鲜半岛为推手制造东北亚各国间矛盾和军备竞赛,至今使朝鲜战争的停战模式不能成为终战——冷战的阴霾依然笼罩。

《中日韩自贸协定》的投资规则谈判前瞻——争议解决机制走向及中国的政策选项

包含投资专章的《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在《中日韩投资协定》的基础上,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并在完成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工作后,最终打造一个“《中日韩投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自贸协定,已成为三方的共识。鉴于《中日韩投资协定》中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ISDS)的可借鉴性,考虑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已将ISDS排除在外,作为中日韩投资专章重要组成部分的ISDS条款的谈判,宜在《中日韩投资协定》的ISDS机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确保东道国规制权之间保持平衡的需要以及三国各自对待ISDS机制的态度,同时借鉴ISDS改革背景下新一代ISDS机制的共同特点。

《巴黎协定》碳达峰目标下缔约国信息通报义务的遵约规则

国家信息报告是各缔约国能否实现《巴黎协定》既定碳达峰目标的晴雨表。各缔约国充分履行国家信息通报义务对形塑气候治理责任维度极为重要。鉴于各缔约国在全球气候谈判和磋商中针对信息通报遵约规则议题的争诉焦点,应当明确通报义务国履行信息通报义务的基本原则与适用范围,制定国家信息通报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并构建通报义务国信息通报内容审查和问责机制,以此维护全球气候治理的秩序。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履行国家信息通报义务。在后巴黎时代,中国应当倡导规范国家信息报告的准确性和可比性,在过程责任和结果责任的双重约束下,促导缔约国真实、充分地履行国家信息通报义务,增强国家间的互信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