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内阁协理大臣的增设及朝野之反应

立宪各国均无增设内阁协理大臣之理,而中国在清末责任内阁的"筹划试行"中却开此先例。其原因极为复杂,它既与军机大臣相互牵制、安置裁员密切相关,又与中国幅员辽阔、总理大臣一人难以全盘负责紧密相联,更与袁世凯等地方督抚为维护其权益,以及繁杂的预备立宪事宜等不无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导致在清末增设内阁协理大臣的过程中,既有反对者以立宪原理中无增设协理大臣之理而进行的抵制,同时又有协理大臣名额及其遴选之争。最终在朝野各方面强烈的博弈下,奕劻增设协理大臣的建议获得了清廷的批准。

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成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建议”,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第一个上奏朝廷,荐举三年前被赶出京师的汉族重臣袁世凯,得到朝野附和。10月14日,一道“上谕”降临:令“退居”彰德的袁世凯“出山”,扑灭南方革命大火。可是,出于清王朝意料之外的是,袁世凯却被更大的磁场吸引住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许多革命党人,海外华侨、留学生、立宪党人等等,几乎异口同喊:只要袁世凯反正,赞成共和,推倒满清,就公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结果,出现了两组历史性的镜头:甲,袁世凯以革命不可收拾,人心向往共和为托辞,“恭请”六岁的宣统皇帝走下龙座,与皇族们一道,在拥有9999间半房子的紫禁城内,享受民国的“优待”与“保护”,过那小朝廷的生活。乙,孙中山恪守诺言,推诚相让,推举“熟有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这一富有人情味的“革命”,致使中国社会不由自主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改进铁路建设与坚持封建专制的尖锐对立——清政府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刍议

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铁路“干路国有政策”,旨在改进路政,快修因商力不逮而误修的干路。为筹集路款,清政府与四国银行团订立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较前溢权为少。但清政府在实行“干路国有政策”时,不合时宜,使用了封建专制之法,结果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引起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事与愿违。

读徐世昌的《韬养斋日记》

先祖徐世昌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开始记述《韬养斋日记》,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五月止,历时五十四年,近二百余万字,共一百册（文化大革命期间遗失一册）。日记全集近日已由北京出版集团仿真影印,编为廿四卷本出版发行。历史的真实是一定时期的历史人物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用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成就的。

“文治”总统徐世昌(上)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其后随着北洋军阀的攘权,带来的却是动荡混乱、政治纷扰的局面。新的政权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某些政治制度,可是在这个长期受封建统治的国家里,它的生存缺乏适宜的土壤和环境,因而呈现出一种扭曲的政治状态。于是,一大批前朝显宦,沐猴而冠,摇身一变。

那桐故居

那桐(1857~1925),字琴轩,叶赫那拉氏,满族镶黄旗人,光绪举人。历任内阁大学士、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等职。清王朝被推翻后,来天津置地建宅寓居。那桐故居坐落于和平区新华路176号,是一座由一大一小两座楼房组成的德式别墅。大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楼下有多个客厅,有中式(包括汉式、满式)和西式(包括欧式、日式)

赵尔丰在川活动简论

1911年12月22日(清宣统三年十一月三日),清政府署四川总督赵尔丰,被四川军政府派兵捕杀,一时人们拍手称快。因为逮捕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制造骇人听闻“成都血案”的这位“屠户”先生是以镇压保路运动的元凶而载入我们的史册的。但是,对于赵尔丰在署四川总督以前的经历,对于赵尔丰在保路风潮中曲曲折折的态度变化,人们或忽略或知之不多。本文谨愿把赵尔丰在川活动的概貌以及在保路风潮中的实情奉献给读者。

清末“皇族内阁”小议

清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迅猛发展,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清廷为了维持它的统治,于宣统三年四月宣布成立13人“责任内阁”: 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族),协理大臣徐世昌(汉族)、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族)、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镇国公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人)、陆军大臣荫昌(满族)、海军大臣贝勒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贝子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族)、理藩大臣寿耆(宗室)。由于在13名内阁成员中,宗室即占了半数,舆论大哗,被讥之为“皇族内阁”。但“皇族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