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协议“合法性豁免”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我国垄断协议豁免制度包括合理性豁免与合法性豁免。《反垄断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七项是合法性豁免的依据。该条款具有协调反垄断法和其他法律等所保护的不同法益的重要价值,但其适用存在困境。应明确垄断协议合法性豁免制度的适用路径,分析经营者所达成协议是否符合其他法律中实质性排除竞争条款,并据此决定是否给予合法性豁免,同时应当避免经营者对该制度的滥用。

互不挖人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理据与进路

认定和规制互不挖人协议,是《反垄断法》亟须回应的现实问题。互不挖人协议分为横向互不挖人协议与纵向互不挖人协议。其中,纵向互不挖人协议兼具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的部分特征,故超出了《反垄断法》的规制框架。回归垄断协议的实质性判断标准,运用劳动经济学分析工具,可证成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正当性。借鉴域外经验,回归我国劳动力市场特征,可从短期、长期两个角度为我国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找到理想路径。在未来的法律修订中,《反垄断法》应从价值目标、分析方法、豁免规则三个方面作出整全的制度回应:一是明确劳动者利益保护之立场,二是重设相关市场之分析方法,三是调整针对垄断协议的豁免规则。

数字技术嵌入视角下横向垄断协议宽大制度的经济学逻辑

数字技术加剧了经营者与监管者在技术层面和信息层面上的不对称,增加了监管者在识别和查证经营者合谋实施横向垄断协议这一过程中的成本。通过构建数理模型,本文发现:横向垄断协议宽大制度通过降低卡特尔成员退出并举报卡特尔的成本,弱化了卡特尔成员继续留在卡特尔内部的动机,缓解了监管者相较于经营者的数字技术劣势,达到了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和增加社会总福利的目的。此外,基于理论分析的结果,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中,横向垄断协议宽大制度在监管前置中可能的实施方案以及针对性的调整路径,为避免卡特尔的形成提供理论基础。

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省思和调适:基于成本框架的分析

纵向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依循“原则禁止+双阶抗辩”的规制逻辑。在成本框架下,这一规制逻辑兼具信息成本移转和错误成本控制的双重目标。然而,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成本框架既存在“双阶抗辩”应用难度较大的显性失灵,信息成本移转也引发了道德风险和“涅槃谬误”的隐性失灵。基于信息成本移转与错误成本控制之权衡,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法规制成本框架调整的“较优解”应是在肯认“原则禁止”纵向垄断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实质化应用适当补强“双阶抗辩”的错误成本控制功能;“次优解”则是回归具体个案的事实考察,以期充分控制错误成本。

垄断协议安全港制度建构的未来走向与整体图景

鉴于安全港制度与集体豁免制度的最终效果均为阻却违法后果,有学者主张将安全港制度和集体豁免制度统称为广义的安全港制度,从而形成双层叠加式构造。然而这种构造并不能产生明显的法律实施效益,却徒增了立法成本。暂时不引入集体豁免制度,仅建构单一的安全港制度更适合我国当下的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安全港与集体豁免制度之间的关系为安全港制度的建构指明了未来走向。在此基础上,安全港制度不需要将横向协议纳入适用范围,市场份额门槛的设置应避免过度谨慎,转售价格维持亦可适用安全港制度。对前述内容的明确为垄断协议安全港制度的建构勾勒出整体图景。

我国纵向垄断协议司法认定问题及新《反垄断法》适用——基于26份司法判决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纵向垄断协议是我国《反垄断法》重点规制的行为之一。对我国所有纵向垄断协议司法判决进行实证分析后,可以发现我国纵向垄断协议司法实践虽有发展,但是呈现案件规模小、审理周期长、涉案协议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比例低等特点,这与部分法院适用“合理原则”对纵向价格限制行为进行违法性认定存在密切关系。2022年我国《反垄断法》首次修订,虽然进一步细化了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规则,明确了纵向价格限制行为的竞争效果抗辩路径。但是,对于法院如何在审判过程中分析和认定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定较为模糊。因此,宜通过司法数据分析,多视角多维度对当事人在纵向垄断协议方面的诉讼情况和法院裁判说理情况等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阐明我国法院审理纵向价格垄断协议适用“合理原则”存在的问题,并在新《反垄断法》背景下对纵向垄断协议案件的司法分析路径提出具体建议。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司法数据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力量,驱动司法决策升级,完善纵向垄断协议司法审判,促使反垄断执法与司法形成合力。

论垄断协议帮助行为的违法性认定

《反垄断法》新增第十九条,对帮助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人实施惩戒,填补了原有垄断协议规则追责对象涵盖不足的漏洞。但新《反垄断法》仅通过“实质性帮助”表述概论帮助行为违法性,过于抽象,现实操作性较差,需要进一步释明,分界违法帮助行为与中立帮助行为。抽象到法理层面,具有可谴责性的垄断协议帮助行为应当具备“不法”与“有责”两大属性。在此基础上,可以抽象出垄断协议帮助行为应当满足五大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具有主体独立性;第二,行为人实施了具体帮助行为;第三,帮助行为具有促成垄断协议和竞争损害的双重效果;第四,帮助行为与行为双重效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五,行为人有促成帮助的主观故意。

对垄断协议参与者救济制度的探究

探究垄断协议参与者救济制度,对经济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对垄断协议参与者的地位认识具有偏向性,导致对垄断协议参与者的救济途径或救济方式缺少系统的探讨。此外,垄断协议参与者的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具有巨大的关联性。因此,本文针对垄断协议参与者的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制度中存在的有关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在行政救济中扩大宽大制度的适用范围,明确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适用;另一方面,在司法救济中确立垄断协议参与者的有限原告资格地位,平衡基本法之间的冲突以及将主观方面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电商直播平台底价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

电商直播平台中的“底价协议”在本质上是平台经济中的最惠待遇条款(即PMFN条款),是一种平台主播方对品牌方商品定价自主权予以限制的合同条款。对PMFN条款是否适用反垄断法进行规制,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判断,当PMFN条款对市场竞争的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时,才应该认定其涉嫌构成垄断。在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框架下,对电商直播平台PMFN条款的反垄断法规制有三条路径可选:其一,可借鉴欧美“代理例外”规则的例外原则适用纵向垄断协议规制;其二,可在轴辐协议的理论下适用横向垄断协议规制;其三,当直播方在相关市场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可以适用滥用市场支配者地位规制。

劳动力市场下互不挖人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

为降低用人成本减少人才流失,相关市场的经营者间联合通过互不挖人协议的形式限制劳动力市场中人力资源的自由流通,但协议同时也减少了劳动者福利增长的重要渠道,不合理地降低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阻碍创新、降低社会福祉。面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劳动者的不断申诉,我国《反垄断法》应在借鉴域外国家反垄断审查经验的基础上,在判断互不挖人协议违法时遵循本身违法原则,对于部分特殊情况以合理原则作为补充,在界定相关市场时应根据协议制定的时间背景综合判断,充分发挥《反垄断法》的作用,保护市场竞争,维护劳动力市场的健康活力。

数字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法甄别及其规制

数字平台借由算法实施的垄断协议可以被称之为数字垄断协议。算法除了发挥“信使”作用成为传递竞争信息的辅助工具以达成“算法辅助型”数字垄断协议,深度学习算法还可能代替经营者达成“深度学习型”数字垄断协议。算法在充当“信使”角色时,仍然能被认定为我国《反垄断法》既有框架中的横向垄断协议,仅在“意思联络或者信息交流”这一垄断协议构成要件的证明上面临技术障碍,需要引入技术专家及信息技术进行监测。算法在起到“中心”作用时,应当结合《反垄断法》对数字时代的回应及《禁止垄断协议规定(征求意见稿)》配套修订的契机,细化帮助达成垄断协议者的规制规则,并弱化“意思联络”这一垄断协议构成要件。对于“深度学习型”数字垄断协议,则需要通过对相关规定进行再造以拓宽反垄断法默示共谋理论的适用空间。

垄断协议的组织、帮助行为——《反垄断法》第19条的理解与适用

新《反垄断法》第19条初步构建了共同违法框架下垄断协议达成的组织帮助行为制度,澄清了轴辐结构中纵向限制的归责基础,破解了依行为经济效果认定轴辐结构违法性导致的逻辑悖论。在适用该条款时,要注意区分组织行为与帮助行为;明确达成行为的认定是认定组织帮助行为的前提;当达成行为与组织帮助行为竞合时,量罚应综合考虑组织帮助行为的独立性及过罚相当原则。此外,还应根据帮助行为的主客观方面,排除中性帮助行为的违法性。

论垄断协议参与者的可救济性

垄断协议参与者遭受损失能否获得救济,现行法尚未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有法院以参与者存在过错为由拒绝提供救济,也有法院作出截然相反的裁判。“同案不同判”不仅会造成司法体系的内部冲突,而且会损害垄断协议违法性要件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鉴于垄断协议内部博弈的存在、整体竞争秩序的维护、垄断协议的隐蔽性等因素,应当深入考察垄断协议具体的内部形态及反垄断立法目的,避免“一刀切”式地否认参与者的可救济性。对此,应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分类救济措施,具体包括引入“重大责任”及“累积性竞争效果损害”两项标准。

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兼评《反垄断法》第19条

为规制以纵向垄断协议形式掩盖横向垄断协议实质的违法行为,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首次规定了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将其与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并列,但法律尚未明确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认定标准,另外实践中存在横向意思联络的证明标准不明确、算法技术增强横向意思联络的证明难度、算法合谋的识别标准难以廓清等难题。结合各国反垄断立法、理论与实践,对比分析我国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两要件认定标准、美国限缩的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三要件认定标准和欧盟宽泛的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的A-B-C信息传递型反竞争模型标准,借鉴域外司法中的过错推定原则,并将过错推定原则的适用阶段分为合谋信息发出时和合谋信息收到且知悉时两个阶段,用更细化的标准分阶段解决中心辐射型垄断协议认定困难的问题,充分保护公平竞争。

反外国制裁的反垄断法思维:使命、功能与机制

反外国制裁面临的诸多挑战需要反垄断法发挥其应有作用。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及其政策性特点决定了其应当在化解反外国制裁难题方面担负重要使命,这一使命在反垄断法、反外国制裁法以及对外贸易法上均能找到相应依据。反垄断法反外国制裁的功能主要有消解制裁提升外国企业竞争力的作用、遏制外国企业对制裁制度的恶意利用、增强我国受制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化解反外国制裁法域外适用的困境等。基于反外国制裁的政策导向,反垄断执法部门需要通过对反垄断法关于各种垄断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的规定进行合乎目的的解释和有针对性的适用,有效震慑推动制裁或者恶意利用制裁的外国企业,维护我国受制裁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应有的市场竞争力。

垄断协议达成中的组织与帮助行为

我国《反垄断法》2022年修改时新增了经营者组织、帮助他人达成垄断协议的规定,行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规定则被保留。这使得同一立法中两则条文涉及组织行为,而相关规定却不尽一致。从理论上看,任何主体都不应组织或者帮助他人达成、实施垄断协议。组织或帮助行为由经营者还是行业协会实施,可能存在方式上的不同,但不应存在性质上的差异。被组织者、被帮助者是谁,组织、帮助的结果是垄断协议的“达成”还是“实施”,都不应影响组织或帮助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从主体、表现、作用等方面区分组织或帮助行为,更多应服务于法律责任的设定,即应当立足于个案中组织者、帮助者的角色、作用差异,坚持区分原则,设置过罚相当的责任体系。原则上,组织者、帮助者作为第三人不应与垄断协议当事人一体化归责,组织者与帮助者的责任也要有所区分。对行业协会施加罚款时,还要考虑特定成员的补缴责任,并允许执法机构作出单罚或双罚的裁量。

修订后的《反垄断法》第十九条的适用问题

修订后的《反垄断法》第十九条规定:“经营者不得组织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或者为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提供实质性帮助。”根据修订后的《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经营者违反该规定,对于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地域限制条款的反垄断合规

地域限制条款是经销合同中较为常见的条款,有可能被认定为《反垄断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因此经营者需要建立相应的反垄断合规评估机制。

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的中国应用:从立法到实施

与欧美国家普遍存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不同,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之初并未在垄断协议部分设置安全港规则,在新法修订过程中才加以补增。由于垄断协议与市场力量的联系存在特殊性,通过合理设定安全港规则的边界,能够较好地回应国内长期以来在反垄断执法与司法层面的分歧,降低法律实施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反垄断规制的经济合理性。由此,纵向垄断协议的分析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安全港规则补充了新的合法推定,从而形成了“禁止+合法推定+豁免”的全新格局。在欧美国家实践不断变化、国内反垄断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优化我国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需要排除适用严重限制竞争的核心限制行为,在适用过程中合理界定相关市场,科学确定市场份额,并给予安全港规则以拓宽和限缩的空间,使其得以随着市场变化而动态调整。

经营者组织或帮助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认定与责任承担

2022年修订的《反垄断法》增加了经营者组织或帮助达成垄断协议的规定,扩大了责任主体的范围。从行为性质上看,经营者的组织帮助行为是垄断协议的特殊达成方式,既不是一种独立的垄断协议类型,也远远超出了轴辐协议的范畴。经营者组织行为的认定应以经营者的行为是否具有管理性或控制性为标准,经营者帮助行为的认定应以经营者的行为是否具有辅助性和显著性为标准,两类行为的区分可以从其他经营者能否独立达成垄断协议等方面判断。在责任承担方面,应坚持区分原则,既要明确区分组织者、帮助者与垄断协议当事人的外部责任,也要合理区分组织者与帮助者的内部责任;既要将组织者、帮助者明确纳入宽大制度的适用范围,也要适时追究非经营者作为组织者、帮助者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