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测度及其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分析

文章以中国289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单元,制定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基于熵值赋权法测算289个地级城市的人口-生态-社会-经济-土地五重及综合城镇化强度,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划分五重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阶段。结果表明:生态与人口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经济与社会城镇化处于并轨状态。东部其他类型城镇化水平最高,西部与东北社会、土地城镇化较低,中部人口城镇化较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东莞、天津、南京、厦门、武汉城镇化强度位居中国前十位。中国城镇化3D空间趋势呈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上升态势,2D城镇化高值区呈条带状、片状、点状格局分布形态。除北京与上海城镇化处于协调状态,其余均为失调类型,省会、副省级城市的耦合协调发展度强于其所在省份的地级市,综合城镇化强度与其协调发展度存在一定的正相关;以省会城市为主导引领五重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度的高值发展格局态势凸显,仅东部沿海地域串联成片,其他地区呈孤立分散的高值点分布,辐射范围狭窄。

我国土地利用效益测度及其协调发展研究

构建适用于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系统,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空间分析,利用变异系数赋权、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与模拟其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协调发展阶段及其空间格局。研究表明,我国大陆土地利用生态效益强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滞后,经济效益高值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等发达城市群,社会效益呈分散、孤立格局态势,以辽宁-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江苏-上海、湖南-广东引领生态效益高值区,甘肃、宁夏、西藏等西部省(自治区)是三大效益低谷区。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呈现由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递减的阶梯状格局,其中上海居于首位,河北、河南、北京等省(市)次之,江苏、辽宁、广东、浙江、山东、湖南、山西、福建等省再次之,海南、宁夏、新疆、甘肃与西藏等省(自治区)最低。我国土地利用三大效益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东部与中部地区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东北地区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处于濒临失调衰退阶段,西部与东北地区出现虚假耦合现象,整体呈现东部高、中部次之、西部低的空间格局特征,且沿海区域的协调发展度大于等于中、西部区域。

中国“五化”测度及其协调发展空间格局——以31个省份为例

以中国大陆31个省为研究对象(1),构建其"五化"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绿色化、农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变异系数赋权、协调系数与协调发展度测算31个省份"五化"发展强度及其协调阶段类型,借助Arc GIS空间分析探讨其空间格局差异,研究表明:(1)中国大陆农业现代化整体平均水平居首位,绿色化次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相对滞后;(2)东部地区"五化"强度大于东北与中部,西部最低,呈现以东部沿海省份向内陆腹地扩散、延伸的态势;除东北农业现代化发展潜力巨大,其他四化在东部优势最为显著;(3)东中部为城镇化高值区,信息化高值区集中在沿海省份,工业化高值格局与京沪、京广、杭福深高铁线状布局相吻合,绿色化高值区集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渝与北部湾城市群及武汉与江淮城市圈,农业现代化主阵地布局在黑吉辽内蒙古等省份;(4)粤苏鲁浙京"五化"强度独占鳌头,川沪豫辽鄂次之,皖黑渝闽冀再次之,陕湘吉赣桂津与内蒙古较低,其他最低;(5)31个省份"五化"协调发展度整体均呈上升态势,东部与中部"五化"整体处于濒临失调衰退,东北与西部处于轻度失调衰退,多数省份"五化"仍处于勉强协调与濒临失调类型;以苏鲁粤等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五化"协同区覆盖范围广泛,新青藏贯穿的西部地区较薄弱。

新型城镇化测度及其耦合协调性对比研究——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绿色城镇化的逻辑框架构建适用于三大城市群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系统,选用熵值赋权法在测算指标熵权的基础上,计算并对比三大城市群及其内部48个地级城市的人口、经济、土地、社会、绿色及其综合城镇化发展得分,基于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模型划分其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珠三角综合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京津冀次之,长三角相对最弱,三大城市群目前均处于人口城镇化发展优势最为强盛,而绿色城镇化发展最为薄弱的状态;北京人口与社会城镇化,上海经济、土地与绿色城镇化发展位居首位,广州市、深圳市、天津市、合肥市、杭州市、南京市等省会城市也位于前列,邯郸人口城镇化、宣城经济城镇化、池州土地与社会城镇化、承德绿色城镇化发展最弱;珠三角新型城镇化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京津冀与长三角处于中度失调衰退阶段,其内部仅北京市、上海市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深圳市为勉强协调类型,其余均处于失调类型,且中度失调的城市比重最大;三大城市群综合新型城镇化与其协调发展度的空间格局类似、不均衡特征显著,长三角以上海市为核心的东半部新型城镇化及其协调发展度强于西半部;珠三角以广州市-深圳市为分界线的东部优势强于西部,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格局;京津冀以京津为双核心的范围区域发展潜力明显强于周边范围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