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协饷制度研究现状与展望

协饷制度是清廷统筹全国财政、调剂地方收支的重要制度。太平军起义后,协饷制度的运行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适应变局,清廷适时调整协饷的渠道和内容,以维持边疆军事和全国财政的有效运行。近年来,随着近代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全面展开,协饷制度开始被广泛关注,研究成果涉及边疆治理、税费调整、军费筹济、财权下移、央地关系等诸多方面。研究推动了学界对晚清财政运行状况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认知水平,同时也为如今的财政治理提供历史借鉴。但在“协饷量化水平”“督抚对协饷的影响”“晚清协饷的变异途径”等方面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清末新政时期协饷制度的危局与末路

协饷制度是清代一项极其重要的财政经济制度,系为保障军需供应而专门设计并通过政权力量来确保实现的。制度运作深受时代因素的巨大影响,尤其是近代以来,面对各种挑战,协饷制度屡经调适。清末新政期间,协饷制度因时局影响和新政冲击而举步维艰。清政府有意对其改弦更张,然终因诸事掣肘,加以政局动荡,未能措置得宜而被历史湮没。

以公家之财济公家之用:清代协饷制度的创建

军需供应制度事关一个国家军队系统的生存和发展,维系与保障,对统治秩序产生直接影响。清代借鉴了前朝军需协拨的经验,依赖起运存留制度,将富裕省份的财用转输不足省份,建立了一套平衡行省收支、保障军队给养的协饷制度。该制度的出现是军制变化的结果,也是我国传统社会制度建设走向成熟的标志。探究清代协饷制度的创建过程,有助于廓清学界对该项制度的误读错解,将其研究引向深入。

协饷供应与边疆统治秩序——以晚清贵州苗民起义为中心的探讨

协饷制度本意在于酌盈剂虚,保障缺饷省份的军需供应。贵州作为边疆省份从清初以来即为受协省份,咸同年间因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承协省份陷于战火,以贵州为代表的边疆省份协饷解送大受影响。在心腹之患与肢体之患的区分下,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军运动为急务,将边疆省份军务放在次要位置,导致兵与饷的安排畸重畸轻。考察此间贵州的军事与协饷供应,可以发现协饷制度的优点与不足,以及制度用意与实际运作之间的落差,同时也可具体了解协饷供应、战争进程和王朝统治秩序之间的密切关系。

晚清新疆协饷枯竭原因探析

通过对晚清期间的政治腐败,农民起义及新疆叛乱、沙俄侵略势力的入侵情况晚清治边政策的分析,说明了从乾隆时期形成的协饷制度到晚清枯竭的原因,协饷的枯竭对新疆和西北边境安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政府“协饷”政策对治理新疆的历史作用评析

新疆"协饷"是清政府对新疆地区实施的财政政策。在清政府治理新疆的过程中,这种财政政策的实施,整合了国家有限的财税资源,增强了国家援助新疆的财政力度,促进了新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这一财政政策在清政府治理新疆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客观地讲,没有这种财政政策,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是难以维系的。这种财政政策体现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合力援疆的实质,对治理当代新疆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西征协饷与晚清财政运行

协饷制度是清代财政运行的中心环节 ,由中央政府饬令各省在省际之间协拨 ,分为定时定额的经常性拨款和紧急的临时性拨款。本文所称西征协饷即是在历年各省应协甘饷的基础上的战时及善后拨款 ,但由于晚清财政连年亏空 ,中央政府调度失灵 ,协饷制度无法得以正常运行。随着西征战略的确定以及新疆战事的展开 ,清政府在催饷无着的情况下 ,不得不变通协饷制度的运行方式 ,并在举借内债成效不大时 ,转而据左宗棠所请 ,以应协甘饷为担保 ,通过海关举借外债作为协饷饷源 ,从而保证了西征协饷如期如数地解往西北大营。

晚清时期清政府经略西北中的海关协饷

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在经略西北的过程中,逐步将海关税纳入协饷供应体系,并使之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清政府通过由户部四成洋税项下调拨和指定各海关由六成洋税项下协解的途径,来保证军费的供应。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命各海关承担伊犁赔款,并多次以海关为担保,进行借款,以应对协饷不足的难题。晚清时期,清政府逐步将海关税纳入协饷来源体系,是清政府基于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嬗变而做出的调试。研究晚清时期清政府经略西北中的海关协济,以及晚清协饷供应体系的变迁,不仅有利于加深对晚清时期西北经略中军费问题的研究,还有利于深化学界对晚清财政史的研究。

落后地区的资本形成——云贵的协饷与鸦片

一引言云南贵州是中国两个极为贫穷的省份,若干记载或谓其地瘠民贫,赋税不如江南一府,或谓人民“鹑衣百结”,“以稗子作饭”,“牛粪糊墙,人畜杂处,”写尽了云贵贫穷的惨状。[注一] 贵州又比云南更穷,所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描写当地人民生活环境之恶劣与贫困,触目惊心,令人长叹。检视云贵的岁入,二十世纪之前,主要来源为田赋,估计云南实徵为130万两,贵州为60万两。两者合计,仅为江苏省十分之一强,

晚清协饷与票号

太平天国起义使协饷制度陷于混乱,为票号的经营和扩大提供了机会。票号作为金融机构,与清政府发生了密切联系,使协饷的运解方式有最初的官运官解变为有票号汇兑,并有票号垫借协饷。甲午战争后,协饷制度几近瓦解,由票号汇兑的协饷逐步减少。

从京饷到协饷--清代东三省俸饷初探

清前期的东三省俸饷,作为京饷之一,由户部直接承担。顺康年间,东三省俸饷约85万两,至乾隆年间,略有增加,保持在120万两左右,并持续到嘉道年间。咸丰以前,户部都能按时足额拨付东三省俸饷。咸丰初年,太平天国战事兴起,户部筹拨巨额战饷,从咸丰三年(1853)起,将东三省俸饷由京饷改为协饷,从各省关拨解。咸同年间,户部指拨的东三省俸饷每年只在30万到50万两之间。光绪元年,清廷同意每年筹拨"东三省的饷" 70万,但几年后,亦予减拨,直到光绪末年不再拨解吉林的饷。

试析新疆建省以来协饷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自新疆建省以来,协饷成为其主要财政来源,并逐渐走向制度化。协饷对新疆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新疆城市、商业、金融业、电报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新疆的社会稳定与经济进步;同时,协饷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助长了新疆官员的惰性,使其逐渐丧失了财政上的进取精神,并制约了新疆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咸同之际新疆地区的协饷运作与财政困局

咸丰初年以后,新疆地区遭遇协饷欠解所致的财政困局。清廷中枢、陕甘总督与新疆各城官员尝试在开源、节流方面进行变通,但各项权宜之计所获有限,无法填补巨额支出缺口。新疆地区固然存在财政基础薄弱、开源潜力有限、邻近区域财政拮据等客观问题,但造成财政困境的深层原因是,清廷在新疆地区实行军府制下的多元管理模式,已无法应对近代中国面临的挑战。囿于“守中治边”的传统治边观念与以关内制衡关外的管控旧制,清廷与各省对解决新疆协饷欠解问题态度敷衍,最终酿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

清代嘉庆时期的新疆协饷运作及政策讨论

嘉庆时期,在全国财政日趋支绌的背景下,作为协饷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协饷在运作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围绕如何节省新疆的协饷支出,清朝廷与甘肃、新疆高级官员展开了多次讨论。就结果而言,除岁需协济规模稍有增加外,新疆地区的协饷运作前后变动不大,基本以延续旧制为完结。与此同时,新疆地区在财政层面无法自给的内在限制与脆弱性开始显现,且始终没有获得解决或者纾解,为此后道光年间"回疆"地区的边防与治理危机埋下了伏笔。

清代咸同年间湖南捐输的运作与协饷转变

咸同时期捐输形式逐渐多样化,既有传统的各省自行收捐,也出现了隔省办捐。从咸丰元年至同治六年湖南本省捐输筹措了717万两的财政收入,成为维系湖南财政运转的重要来源,同治以后,贵州、云南、甘肃、安徽等省在清廷的授权下相继来到湖南开办捐局,抵充协饷,湖南虽希望通过统收米捐来抵制,但收效甚微。同时湖南也以援黔军务为由从江西统捐中获得分成,并直接派遣委员前往福建办理援黔捐输。多种捐局开设反映咸同战时财政体制下,捐输作为传统财政收入成为协饷制度的有效补充,但各省捐局之间互相竞争,也导致捐税征收的混乱与低效。

清末协饷与四川盐政权利的扩大

从围绕川盐济楚的存废和云贵协饷支付问题可以看出,清末各地督抚之间,围绕跨区域的财政利益的争执中,中央政府指令的协饷任务成为了地方督抚争夺财政利益的理由。中央也由此保持了一定对享有空前财政权限的地方督抚的影响力。为了扩大自己的财政利益,地方督抚也尽可能响应中央的协饷指令,并将承担协饷视为一种获取财政利益的依据而设法保持。通过配合中央的指令获取扩大财权,成为了地方督抚和中央政府的一种政治交换。

晚清经略西北中的海关协饷调拨--以闽海关为例

同治年间,清政府在经略西北的过程中,开始调整协饷分配的方式和制度.其重要内容就是将海关税纳入到协饷供应体系之中,并使之承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同治末年开始,清政府调整海关协饷的筹解运作机制,提升户部在协饷筹解中的调控作用。此后,闽海关通过直接协解和间接协解的方式,并采取交由票号汇解的形式,筹解西北多项重要协饷。不仅如此,清政府还多次以闽海关税作为担保,或举借外债,或偿还外债和赔款。这一时期,历任福州将军都积极筹饷,很好地完成了协饷调拨任务,使闽海关成为海关协饷中最为稳定的部分。晚清时期,清政府将海关税纳入到协饷来源之中.是其基于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变化而做出的调试,也从侧面反映出清政府对海关税具有很强的支配权。

私情与公意:晚清军费协济运作的实态——以曾国藩、胡林翼私函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协饷制度在咸同时期主要是指军费协济和筹措。研究统兵大员督抚司道筹济军饷的实际运作,当事者的私人函札不可或缺,它可在相当程度上突破既有奏折类文献的局限。曾国藩、胡林翼大量的私函文献,揭示出户部与各战区省份疆臣之间的关系并非如协饷规制显示的那样和谐有序、中规中矩,而是互为戒备与彼此利用并存,关系非常复杂。军费筹济并未遵循协饷规制的一个突出例证是曾国藩对粤厘的筹策,主客关系是否融洽成为军费筹措的一个重要指标。私情与公意是否妥当平衡,既考验着咸同战时的当事人,也给今人如何认知协饷制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照空间。

“发覆见宝璧”:晚清战时财政协济研究散论

晚清战时财政协济问题是一个兼涉多学科的复杂问题,需要拓展视野以"发覆"、"猎奇"心态重新梳理新旧文献,刻意追求精密化研究,尽力捕捉历史关键环节的复杂信息。发覆之道重在信守整体史观,避免分科治史局限,贯通战时财政协济与非财政问题有机结合,秉持"人是历史最具活力的因素"理念,注重长时段、中时段和瞬间事件的连缀贯通。该研究在晚清战时财政变制效果测定、变革主体的作用估价、战时财政资源的调融与配置等数个方面有较大进展。整个研究将"发现历史"理念落实在制度史研究上,重在呈现制度变革链条环节的独有结构和个性化色泽,以俯瞰整个制度运作的独特模式,这一研究尝试具有别样价值。

从分任到集权:左宗棠、袁保恒之争与同光之交西北军政格局的变动

同治十二年九月湘军攻克肃州,清廷准备出兵收复新疆。关于粮饷的筹措,清廷不欲再行添拨巨饷,欲继续挪用西征协饷。在人事方面,清廷遵循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之旧例,兵事、饷事各有责成。左宗棠反对朝廷方针,对出关粮饷转运诸事消极抵制,无心任事。负责西征粮台的袁保恒支持朝廷主张,力主统筹全局,接济景廉等关外诸军。同治十三年八月,清廷命左宗棠督办粮饷转运事宜,袁保恒出任帮办。双方因争夺饷银支配权,围绕购粮、购驼等事纠葛不断,进而互相攻击。可谓“塞防”派内部之争。鉴于二人不和,清廷于光绪元年初重新调整西北人事布局,袁保恒、景廉被召回京,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集团遂完全取得西北兵事、饷事的主导权。左宗棠一人兼任兵事、饷事,推动了日后收复新疆之役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