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京地区人文自然环境与北宋大臣的致仕卒葬

北宋诸多大臣皆有任职东京开封、西京洛阳的经历 ,熟悉、习惯两京生活 ;物质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两京地区 ,最宜于文士出身的官员居住 ;宋廷重儒右文 ,文臣经济优裕 ,在两京添置园宅以备退居 ;就近关注国事 ,亦见系心朝政的情怀。由于退老而定居两京一带 ,故不少大臣卒葬于此 ,并未归葬故乡。洛阳为九朝故都 ,北邙山上有历代王侯公卿的陵墓。这一带土质亦宜于安葬。巩县为北宋皇陵所在地 ,大臣死后陪葬是莫大荣幸。就恋恋君父而言 。

欧阳修致仕卒葬未归江西刍议

欧阳修乐西湖之胜 ,以颍州为“乐土” ,致仕而居彼处 ,有“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而在京都附近居住的社会背景。嘉时一再乞知洪州 ,意在“兼便私茔” ,而归颍之念始终未动摇。北宋诸多大臣卒后葬于洛阳、开封一带 ,并未归葬家乡 ,所谓“恋恋君父 ,不忍远归故土者” ,比比皆是。欧葬于离颍州不远、位于两京之间的新郑 。

杜甫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考实

杜甫卒葬争议,是一个聚讼近千年的悬案,主要有二说:大历五年夏卒葬耒阳说;大历五年秋冬之际卒葬岳阳说。本文全面清理相关文献,发现"岳阳说"的三个依据或可疑或扞格,而"耒阳说"证据更充分坚实,主要有两个事实:所有唐五代至宋初人祭拜杜甫墓者全在耒阳,绝无一诗一文涉及岳阳;北宋至明代人均曾为核实杜甫墓而进行过实地考察,证实唐宋元明四朝岳阳无杜甫墓。两大书证:正史新旧《唐书》杜甫本传。"耒阳说"之所以一直无法说服"岳阳说",主要原因在于无法弭平元稹《杜工部墓系铭》"旅殡岳阳"之言。其实唐人在三种意义上使用"岳阳"一词,元稹所谓"旅殡岳阳"之"岳阳"指衡岳(衡山)之阳(南),实指耒阳,而非指岳州(今岳阳市)。杜甫大历五年夏五月卒葬耒阳应是事实。

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商评

陕西人民出版社版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一书,其问题之多,错误之夥,质量之次,文风之差,均堪称千年杜甫研究史之第一。本文以条陈式的方法,就其中"立"与"破"两方面所存在的若干问题,择其要者,进行了考辨与商榷,有利于复原杜甫"卒"与"葬"的历史真实。

赵普卒葬待遇分析

赵普是宋初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他协助君主完成国家统一、恢复国家经济,解决了五代遗留问题。他除官至宰相,政治地位极高外,死后也享受了作为勋臣的很高待遇,可谓是“赢得生前身后名”。赵普的卒葬待遇很高,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太宗为其辍朝五日,并为其举哀着素服;经济上设卤簿并赠予财物、米面等物品协助其家人料理其丧葬事宜;另外,又获得很高的荣誉,被赐官尚书令,追封其为韩王并诏令其配享太祖庙庭。

“客死异乡”与“卒葬乡里”——宋代墓志所见“宦游士人”的故土意识与家族观念

"离乡远任"是宋代差遣选任制度的重要特征。"宦游"士人在年老、倦怠或患病时会萌发"离任还乡"之虑,"客死异乡"士人"临终"亦会示意家人将其"归葬乡里",故"客死异乡"现象和"卒葬乡里"行为在宋代士人墓志书写中十分突出。宋代政府与士人对差任远乡和仕后卒葬问题均有一定认知,其中"宦游"士人的葬地选择反映着宋人思乡、念亲、忧国的"故土意识",士人"离任还乡"与"卒后归葬"活动反映的是宋人孝亲睦族、周恤乡人的家族观念。"卒葬乡里"不仅是传统士人表达"孝亲敬祖""和家睦族"之义的一种文化形态,也是宋代"宦游"士人对"生死在故乡"的一种生命实践,这种"故土意识"与"家族观念"蕴含的是宋代宦游士人的述乡记忆和家国情怀。

杜甫卒年新考

杜甫卒于何年?以“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的元棋《杜君墓系铭》,根本没有明确记载,其仅云:“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竞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但清季仇兆鳌、杨伦《杜工部年谱》开首,均引北宋吕汲公《诗谱》云:“墓志、本传皆言公年五十九岁,卒于大历五年庚戌,则当生于是年”。

北宋士人的地理意识与家乡观念——从欧阳修的“思颖”与“薄吉州”入手

南宋笔记对欧阳修的"思颖"多有批判,赵翼也说"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考察有关诗文,结合北宋社会政治背景发现,北宋士大夫的不归本籍,缘于他们丰富的地理经历和融通的地域观念,与北宋皇帝对官员的防范、猜忌有关,也出于他们对家族长远发展的考虑,并非鄙薄家乡不愿回去。绝大多数的北宋士人对人地关系的理解更开放、更融通,自认是"东西南北之人"。无论在哪里,他们都能保持无根无住、适性自由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肇始于中唐的白居易的"大抵心安即是家",至北宋得到了较大范围的发展。

王之涣研究

针对《辞海》对王之涣的解说,就王之涣的名与字,王之涣的郡望、徙居地、出生地、籍贯和卒葬地,王之涣的兄弟辈及子侄辈,"旗亭画壁"的时间与地点,王之涣的诗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治诸侯”与“日月例”:《穀梁大义述》“善经”体系研究

柳兴恩《穀梁大义述》是晚清《穀梁》学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柳兴恩试图从"《穀梁》善于经"入手,以《穀梁》日月例为核心,建构一个以"治诸侯"为核心的"《穀梁》善经"体系。而"诸侯卒葬例"作为《穀梁传》中最为详尽的日月例书写,成为此一体系的核心,柳兴恩将《穀梁》日月例的诠释建立在"诸侯卒葬例"的基础之上。由于《穀梁》 "日月例"本身存在一定的抵牾之处,故柳兴恩试图以此为基础建构的"《穀梁》善经体系"也难免存在矛盾与歧互。但《穀梁大义述》对《穀梁》学体系的建构,开拓了《穀梁》学体系化研究的可能,故在《穀梁》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