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

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先生所著《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一书,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专著。该书的要义可概括如次。 作者认为,就中日两国的文学主流而论:中国文学是经世济时的文学,是现实主义的文学;而日本文学则是玩物游情的文学,是超现实主义文学。中国文学重“风骨”,贵“言志”,文势卓拔高迈,泼墨雄浑畅扬,以主旨鲜明、文理通达为高;

伊伏·波戈瑞里奇之“奇”——评伊伏·波戈瑞里奇访沪演出

多少回,我们从CD版本中,从广播录音中,一再听到了这位自本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世界乐坛上享有盛誉而又颇富争议的青年钢琴大师的琴声。如同他那神秘而又卓拔的个性那般,十多年以来,一直成了爱乐者心头抒怀已久的话题。几乎每听其人其乐,心头所受到的震憾总是难以言喻,似如灵魂又在经受那般莫名的洗礼,那等卓一不二的唯天之音,分明是造物的恩赐。芸芸众生的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只能俯首称“奇”。随着琴声袅袅,我们的心变得那么的温馨而又透明的诚恳。我们已不知身在何处。

论六朝时期“遒”作为文艺批评概念的四种意义

六朝文艺批评中的“遒”,不能一概解释为“劲健”。“遒”概念在文艺批评中的流行,是受到当时士族品评人物的影响。士族以“遒”品评人物,乃其本义“急迫”的引申,但这种引申因为门阀士族的好尚趣味,其重点不在生命力强度的刚健雄劲,而在其精神向度的高蹈远扬。这种用法进入到文学批评,“遒”在“劲健”义之外,又有“卓拔”义,后者应用尤为广泛,因其最能代表魏晋名士风度,故又引申出“美好”之义。三义可单独使用,有时不能兼容,但因其都根于“急迫”之本义,表征艺术家生命力在作品中的流动贯通,故又经常纠缠结合在一起使用。除此之外,由“遒”本有的“终”义又引申出一种特别的用法,即表示作家风格之大成,不与前三义相混。六朝以后名士风流渐次沦歇,“遒”之四义在隋唐虽然还有沿用,但最终只有“劲健”义保留下来,如以此一义反观六朝文艺批评,则扞格难通处自不在少。理清六朝时期“遒”的这四种含义,有助于我们对当时文艺批评中“遒”的真实理论内涵、其实际批评的具体作家作品风格、与“遒”相关的重要理论问题如风骨等,作出更准确的理解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