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正犯体系的反思性检讨

我国于共犯体系的选择上存在单一制与区分制两种不同主张。近年来,双方的理论对立逐渐深化且仍然激烈。对单一制作出系统性反思与检讨,既有利于廓清理论争议,也是抉择所需。经反思,在观察视角层面,单一制无视共同犯罪的团体性本质;在立法层面,单一制与我国立法进程及胁从犯规定不符;在理论层面,单一制无法真正引入归责理念,并且存在不当扩大、缩小处罚范围以及不能合理说明身份犯共犯的可罚性之缺陷;在实践层面,单一制不具有量刑以及主犯、从犯刑事证明指导功能。应从共同犯罪的团体性本质出发,构建中国特色“主—从”区分式共犯参与体系。

单一制正犯体系之质疑——兼论我国犯罪参与体系的归属

单一制正犯体系近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主张我国立法也属于单一制正犯体系。单一制正犯体系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基础不牢固,片面追求克服处罚漏洞而又不能完全消除处罚漏洞以及有损构成要件定型性等诸多缺陷,并不值得提倡。我国刑法规定及其司法适用说明我国属于区分制正犯体系。以区分制正犯体系的立法为基础,构建精致化的理论体系是我国共犯理论体系今后应当努力的方向。

评单一制正犯体系与我国共同犯罪体系的归属

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规定为单一制正犯体系提供了想象空间。单一制正犯体系的突出优点在于克服了正犯和共犯区分上的困难,但缺乏牢固的理论根基、可能损害构成要件定型性、将区分制共犯体系的困难推后至量刑阶段。基于伦理和道义的考量、实定法的考察和规范论的依据,我国宜选择区分制共犯体系。

帮助犯问题的单一制体系方案

刑法总则明文规定帮助犯乃运用区分制方案处理帮助犯问题之前提。区分制方案固然能解决部分定罪处罚问题,却有不少理论缺陷。我国刑法总则不规定帮助犯,只能按照单一制方案处理帮助犯问题。区分制方案无法妥当解决的定罪处罚问题,按照单一制方案解释我国刑法规定便迎刃而解。单一制方案不会前移未遂犯范围和不必要地扩张刑罚。对于我国司法实务中帮助犯问题,运用单一制方案处理比运用区分制方案处理明显更为优越。

单一制正犯体系与区分体系的优劣分析

各国刑法对于犯罪参与体系的规定有所不同,大致分为单一制正犯体系和区分体系两种,两大体系有其各自的特点。学届对于我国犯罪参与体系属于哪一个体系有所争议。本文将介绍单一制与区分制的内涵,比较二者的优劣之处,并对我国犯罪参与体系更适于或者应该归属于哪个阵营进行分析与划定。

论单一正犯体系视域下间接正犯概念之否定

对犯罪参与问题中最为棘手的利用他人犯罪现象,区分制立法往往使用间接正犯理论加以处理。但考虑到我国单一制的犯罪参与立法现实、间接正犯理论存在的缺陷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并无使用间接正犯概念弥补处罚漏洞的需要,宜对其作出否定性清理。同时,对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意图通过间接正犯概念解决的八种"支配型"利用他人犯罪的行为类型,运用单一制理论同样可以作出科学、合理且不逊色于区分制立法与理论的处理结果,实现罪刑均衡。

犯罪构成论在身份犯共犯问题中的考察

身份犯共同犯罪问题主要包括了前提性的类型划分问题,以及核心性的身份犯共犯定性问题。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对于身份犯共同犯罪问题,有不同的理论立场和倾向。阶层的犯罪论体系强调违法与责任的分离,注重对共同犯罪中“典型形象”——正犯的认定,对于身份犯共同犯罪内部的关系以客观行为上存在共同为基础,基于违法连带,责任个别的原理进行分别判断,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对于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解决则侧重于实质化、整体化的思维路径展开。经过对比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身份犯共同犯罪问题的解决上,更具实践合理性。

教唆犯性质之法教义学阐释

共同犯罪是我国犯罪体系中较为杂乱的一章,而教唆犯又是共同犯罪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由于《刑法》第二十九条并没有对教唆犯的含义进行具体阐释,故而对教唆犯的概念存在颇多争议。而这种争议的背后是对教唆犯性质理解的差异,对教唆犯性质的准确界定是对教唆犯进行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学界对教唆犯的性质存在多种观点,而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采取了不同的分析工具,即对犯罪参与体系认识上的差异。以单一制犯罪参与体系理论为工具,从刑法的具体规定出发,教唆犯的性质是独立性而非从属性抑或是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