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城市生育管理控制模式的转换

将城市生育管理控制模式变化置于中国20世纪下半叶单位制变迁的背景下,并运用传统的＂家国理论＂展开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城市生育控制模式变迁与单位制度变迁和家国关系的变动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并经历了＂单位—街居＂生育管理控制模式向＂街居—单位＂生育管理控制模式的反向转变,出现了城市生育管理控制的二元结构。国家在家庭生育领域依然保有影响力,但在国家政策与家庭选择之间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动契机。上述变化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家庭与国家关系调整的结果,也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分化的结果。由此,国家果断出台二胎生育政策,使一定时期内处于紧张状态的家国关系得到大幅度的缓解,家国关系实现了新的转型。

单位制度变迁背景下国企绩效问题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绩效低迷是国企备受社会各界诟病的主要弊端和问题。但当我们从学术视角审视国企绩效问题时,却不能对其加以简单化的理解和抽象的评判,而应将其置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位制度形成及变迁的进程中来加以全面的研究考察。计划经济时期国企所追求的是一种"动员型总体绩效",曾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出较高效能,但其局限性在于其绩效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而必然走向衰落。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所追求的"经营型绩效",使得国企回归企业本性,获得各界普遍肯定。但国企在追求企业绩效过程中却出现偏颇,衍生出的"经营型绩效"的变异形态——"绩效主义"增强了国企逐利的利益集团性,影响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和企业内部关系,出现了诸多问题,亟须做出改变。

单位人的集体记忆与身份生产——基于H厂三代工人口述历史的研究

单位人的集体记忆与身份生产揭示了单位制形成与变迁的心灵轨迹。创业时代,"单位共同体"的集体怀旧表达着第一代单位人强化历史的自我认同;"文革"时期,通过个体伤痕与社会境遇的勾连,第二代单位人以苦难的升华实现自我平衡;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共同体"迈向"原子化"的动向深深烙印于单位人的生活史之中,引发第三代单位人重置身份的集体焦虑。当下的社会建设应当反思单位制的传统价值,关注"尊重历史"的补偿性社会政策,激活"社区为依托"的中间力量,倡导"服务民生"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从而为单位人的现实命运进行制度化与结构化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