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

将单位制度置于工业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以形成整个社会“一致性”为目的的制度安排。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度发生剧烈变迁为背景,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集体认同”重构之问题应运而生。从宏观结构上看,主要表现为“国家—单位—个人”模式逐渐走向消解和“国家—初级社会群体—个人”模式的萌生。此外,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间的复杂互动、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再造亦成为集体认同模式转换的关键问题。单位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决定了“集体重构”进程的艰难。本土文化传统和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思潮的冲击亦对集体认同重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单位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城市女性职业发展障碍

单位制度借助于国家权力对城市妇女的就业给予了稳固的保障,它极大地拓展了城市女性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在短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单位制度"保护与依附"、"施惠与束缚"的双重性质,及其在妇女就业保障上所存在的"保护过度"与保障不适当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女性在职业上的发展。要切实解决市场化进程中单位女性面临的职业发展障碍问题,就必须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在女性职业发展中的责任及权利重新进行界定,在强调建构女性自主意识,提高女性职业发展竞争力的同时,必须通过建构消除职业发展性别歧视的法律制度和相关的政策制度,使原先由单位组织承担的既符合普遍人权又符合妇女自身发展要求的权益保障职能,得以借助于法律制度和必要的行政干预强制实施,并逐步形成女性特殊贡献的国家补偿机制。

单位制度变迁中社会关系的弱化

早期单位“社会”的纽带是人与人之间的“自己人”情感,这种情感又在单位人的相互交往中融入了他们的生产生活,今天我帮你顶班,明天你照顾我家孩子吃饭,一来一往的互惠背后蕴含的恰恰是那种无法计算与言说的情感。生产之中有生活,生活之中有生产,单位的制度与单位人的社会生活纠缠在一起。人们赋予交往以“情”的内涵,使得这种关系没有成为制度规定的纯粹角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