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单位固有责任论之提倡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犯罪的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并未实现立法目的,具体表现为单位犯罪认定条件形式化、单位成员刑事责任轻缓化、定罪程序失范化。单位犯罪的制度功能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单位行为的评价不充分,抹煞了单位作为独立责任主体具有的规范意义。单位犯罪不能为单位成员犯罪替代责任,应从单位自身固有的特征重新设计评价标准。在规范层面为单位塑造独立的行为和意志,赋予单位和自然人同等的犯罪主体地位,不仅符合立法解释的精神,而且前述实践问题也能随之迎刃而解。

刑事合规的本土化困境及单位固有责任论的化解思路

合规计划与刑事实体法的脱节是我国刑事合规实施的本土化困境之所在,具体表现为规制视角、规制模式及规制策略上的冲突。核心原因归结于传统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在单位犯罪责任原理、单位犯罪归责路径、单位犯罪责任内容上存在的理论偏差。单位固有责任论放弃存在意义的犯罪主体论,具有组织模式的特征,提倡社会罪责观念。单位固有责任论契合刑事合规事先预防的规制视角,顺应刑事合规的激励模式,保障企业内部管理的有效实施。引入单位固有责任论是化解刑事合规本土化困境必要且可行的方式。单位固有责任论的引入应当满足其应用标准,包括遵循对等原则、坚守单位过失的底线要求及确保量刑结果唯一。

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之坚持与完善——以金融诈骗犯罪为例

针对金融诈骗犯罪的单位犯罪问题,存在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与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无罪论两种见解。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无罪论不仅忽视了金融诈骗犯罪的治理需求,而且与金融犯罪理论的现代化发展面向也不相符合,因而具有逻辑缺陷。反之,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契合了单位犯罪理论由个人责任模式向组织责任模式的应然转向,具有教义学基础;与其相关的立法解释属于法律提示而非法律拟制,因此仍然处于法治国原则的底线内。但法无明文规定的单位犯罪有罪论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对此需要在单位固有责任的基础上,重新阐述《刑法》第30条的规范内涵,重构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明晰其司法运用规则,由此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刑事法治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