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

在乡村社会中,治理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选择密切相关。当单元规模较小时,“关系—制度型”治理结构具有低成本优势;当单元规模较大时,“制度—关系型”治理结构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所以,伴随单元规模的扩大,乡村治理结构由“关系—制度型”结构转向“制度—关系型”结构,方能实现治理有效。目前乡村社会中,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严重制约或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失灵。而要想走出治理失灵,一方面,应科学看待合村并组,推动治理单元规模调整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合理对待既有关系与制度,既要建构制度与清理制度并重,又要利用关系与规范关系并行,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单元有效与自治有效:历史变迁与当代选择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实现治理有效的基础在于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有效。自治有效与单元有效高度相关,在有效的自治单元下容易形成有效的自治。实现自治有效需要考虑有效的单元。单元具有地理、社会二重属性。在地理属性上,单元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空间,有一定的规模;在社会属性上,单元是指作为治理主体的人在特定的地域空间里形成稳定社会关系网络的联结形态。规模、联结是单元有效性的两个变量,共同影响自治单元的有效性,并影响自治的有效性。单元规模越适度,单元联结越紧密,单元有效性越高,在这样的单元下,越容易产生有效性较高的自治。在实践上探索有效的自治单元,要考虑规模、联结两个因素,但有效的自治单元并不是单一的,要注意结合农村实际,创新探索多样、多层的自治单元,实现自治有效。

村小组单元设置的选择及逻辑——基于广东清远和东莞基层改革的比较分析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大力推进基层治理改革。从基层单元村小组的改革方向来看,广东清远和东莞两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改革取向,清远通过"行政—自治"分离采取四个重心下移给村小组做"加法",而东莞通过"政治—经济"分离以经济分社社长取代村小组长给村小组做"减法"。地方基层单元改革创新路径的选择逻辑包括:村民群体构成影响单元规模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形塑单元结构组合,公共服务需求影响单元功能发挥。总体来看,地方在改革创新中要立足具体的社会治理条件,正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厘清单元职能和拓展单元功能。

精细化治理会提高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效果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90个村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考察精细化治理与村庄自治型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以治理单元“微型化”为代表的精细化治理能够显著提升村庄自治型公共服务的供给效果,这种效果提升是通过发掘培育村庄精英骨干力量和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两条路径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工具的使用能够显著增强精细化治理对公共服务效果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精细化治理在外出务工率高的“空心村”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而基层单元的责任制改革是精细化治理发挥作用的组织基础。

“织密组织”会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的90份村级问卷和966份村民问卷,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分析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缩小治理单元规模进而“织密”基层组织能够显著增进村民的公共事务参与,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小治理单元规模通过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促进村庄信息共享、增进村民认同归属3个作用渠道影响村民公共事务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集体经济薄弱和人口规模较大的村庄,缩小治理单元规模对村民参与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治理单元规模的缩小不仅拓展了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广度,同时还增加了其公共事务参与的深度,主要表现为显著强化了村民对公共决策和村务监督的影响力。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治理单元下移、优化调整村庄治理结构、提高村民参与水平的对策建议。

面向用户的柔点柔变范围的定量度量

分析软件柔性及特性,从面向用户的角度给出柔点的定义及识别方法,对面向用户的柔点进行分类。为度量柔变范围,提出一个以柔点为核心、以功能规模单元为度量单位的面向用户的定量度量模型。模型对功能点分析法进行改进,引入数据移动、数据组及数据属性,解决了柔变范围定量度量问题,对软件柔性的评价具有重要作用。结合实例描述了柔变范围的度量过程,分析了度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