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方化”共犯制度思维及其现实意义

关于如何为参与犯设定处罚条件和处罚原则,"区分制"共犯制度模式下存在"主体间"和"单方化"两种理想类型意义上的思维方式。"主体间"思维借助犯罪参与者之间是否形成合同共犯的关系为参与犯设定处罚条件,根据参与犯应受谴责性程度上的对比关系设定轻重有别的参与犯处罚原则。"单方化"思维则直接考虑"单个的犯罪参与人在何种条件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来设定参与犯处罚条件,同时设定所有的参与犯均适用同一的刑罚幅度。在定罪问题上,"主体间"思维面临片面共犯、结果加重犯的共犯、教唆、帮助自杀等问题上的论证困难,同时可能导致参与犯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在参与犯处罚问题上,以"作用大小"作为参与犯应受谴责程度区分标准的"主体间"制度设定,难以摆脱"主从区分难题"的困扰;以"参与样态"作为区分标准的"主体间"制度设定,则面临"应受谴责程度与参与样态之间难以通约"的困境。"单方化"共犯制度思维摆脱了"主体间合同共犯关系"和"主体间应受谴责程度对比关系"对参与犯定罪和量刑的影响,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德日共犯制度实践思维当中的“主体间”与“单方化”——我国共犯制度思维合理性的域外视角审视

在日本共犯制度实践思维当中,以"何为共犯之‘共同’"这一提问为代表的"主体间思维",以及由此产生的犯罪共同说、行为共同说和所谓共同意思主体说等共同犯罪本质观念一直被作为解释参与犯成立条件和解决和诸多疑难问题的当然前提。然而,"主体间思维"在运用过程中存在"学说贯彻不彻底"、"主体间思维超越"和"学说内部分歧"等三种理论现象,充分说明了其解释能力的有限性。相比之下,德国共犯实践中的"单方化思维"对于共犯问题的解释解决显然具有"主体间思维"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一对比告诉我们:同样在我国共犯制度实践中被运用着的"主体间思维"并不具有当然的合理性。

参与犯处罚条件的立法论思考——以我国共犯制度实践为视野

我国共犯制度选择"共同(犯罪)关系"作为参与犯处罚条件的核心范畴,在司法实践当中造成了"逻辑困境"和"刑事政策困境"两方面的难题。这种参与犯处罚条件设定的方法论基础是"事实中心主义",它掩盖了对参与犯自身特点的充分考虑。同时,这种设定方案赖以为基础的经验常识观念忽视了共犯制度规范目的的满足。应然的参与犯处罚条件设定应采取"单方化"思维基础上的分列式模式。

网络共犯问题对我国共犯制度模式的挑战

我国现行共犯制度在解决网络共犯问题时遇到了一些难题。面对这些问题,当前理论中有采"制度改革"态度者,亦有采"丰富内涵"态度者。综观当前发现的此类问题,显然可以分为"兼容性问题"和"逻辑失效问题"两类。前者可以在现行共犯制度的逻辑框架之内通过丰富理论内涵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后者则显然超出了传统的共犯制度逻辑的兼容范围。要解决所谓"逻辑失效问题",应当改变我国共犯制度的"主体间思路"为一种"单方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