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卖淫行为性质之实质理解--兼与容留卖淫罪区分研究

组织卖淫罪和容留卖淫罪同为淫媒犯罪,犯罪手段上的一些重合使司法实践中不乏混淆两者之情形。所谓组织,是指以牟利为目的,建立卖淫集团,集中管理与控制分散的卖淫行为。组织性认定之关键要素分别为牟利性、聚集性、管理性与控制性,即卖淫组织者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使单个的卖淫活动有所依托,管理卖淫所涉之“人、财、物”,负责卖淫所涉社会关系的全方位协调,在卖淫活动中发挥安排与指挥的核心作用。

组织卖淫共同犯罪刑法适用争议问题探究——以徐某甲等14人组织卖淫案为例

组织卖淫罪和协助组织卖淫罪在事实上属于共同犯罪,因而在刑法适用时需立足于组织卖淫共同犯罪这一事实前提。共犯分工是认定共犯作用的事实根据,共犯作用是认定共犯地位的事实根据。同时,共犯分工是区分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客观标准。但是,对于卖淫场所中受雇从事管理事务人员,宜采取“共犯分工为主、共犯作用为辅”的综合认定标准。卖淫场所投资者成立组织犯的根据在于其投资行为对组织卖淫活动起到了发起作用。一人同时有组织卖淫帮助行为和正犯行为的,按吸收犯原则处理。

“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规定再解读

《刑法修正案(九)》删除嫖宿幼女罪意味着否定了幼女是卖淫女。然而,《刑法》第358条第2款存在"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规定,第359条第2款存在"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规定。如果认为"幼女卖淫"不能成立,则会使第359条第2款沦为废款,如果承认"幼女卖淫"的成立,则又难免再次让幼女污名化。卖淫的本质是对性服务的交易,在"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规定中,交易性服务即卖淫的主体是组织、强迫、引诱者,该规定应被解读为"组织、强迫、引诱者以幼女为手段,通过幼女来交易性服务"。组织、强迫、引诱幼女卖淫行为在触犯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之外,同时触犯强奸罪,对其应以想象竞合原理处断。

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认定

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在行为性质上区别于组织卖淫行为,是协助组织卖淫罪单独成罪的逻辑前提。协助组织卖淫罪的设定是立法上为避免组织卖淫罪刑罚过重而降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处罚力度的具体体现。立足于组织卖淫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的异质性,应合理界分组织卖淫罪从犯行为与协助组织卖淫行为。组织卖淫行为是指将多名卖淫女、嫖客整体或者系统促成交易的行为,而协助组织卖淫则属于间接的帮助组织卖淫行为,无法在整体或者系统上直接促成相关交易。

黄色浊流——对当前卖淫嫖娼现象透析

卖淫、嫖娼,这一丑恶的社会现象,在我国,早在五十年代就已被扫除殆尽。但近几年在一些地方又死灰复燃了,愈演愈烈,形成一股汩汩流淌的黄色浊流。它严重地摧残妇女身心健康,败坏国家声誉,毒化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治安。由此而引发潜在的其它违法犯罪,形成恶性循环,贻害无穷。 这股黄色的浊流,根深蒂固,顽固已极。所以,屡禁不绝,大有蔓延之势。目前。

试论强迫他人卖淫案件定罪中的几个问题

强迫他人卖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和性的自由权利的犯罪。这种犯罪规定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2条。过去,刑法笫140条规定有强迫妇女卖淫罪,为了适应新形势下严厉打击这种犯罪的需要,《决定》把强迫妇女卖淫罪修改为强迫他人卖淫罪,扩大了犯罪对象的范围,并根据不同的犯罪情节,分别规定了三档量刑幅度,提高了该罪的法定刑,为有效地严惩强迫他人卖淫的罪行提供了锐利的法律武器。

卖淫治理之比较研究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 ,各国对于卖淫活动的认识和态度存在很大的差异。通过比较英(英格兰和威尔士 )、美、澳、意、日等国家对于卖淫的社会和法律定义以及原因分析 ,可以使人们能够全面地认识卖淫现象 ,同时 ,也有助于进一步探求警察在治理卖淫活动中的作用。

禁止卖淫立法的比较研究

卖淫现象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法律文化各异,各国对卖淫问题的态度和采取的对策不尽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1、禁止主义。法律规定严禁一切形式的卖淫嫖娼活动。

推进卖淫嫖娼治理问题研究 ——兼以人权保障的角度视之

卖淫嫖娼侵害了性风化,既具有危害性也具有违法性。在把握打击卖淫嫖娼时执法行为的合理限度时,首先要把握住卖淫嫖娼主体、主观心态、客观行为方式、对象上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短期内彻底铲除了卖淫嫖娼的土壤并且维持了长期的状态,在这过程中对娼妓打击与救济并行的手段对当下社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既要以法律的手段加大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也要注重对卖淫嫖娼人权的保护:以合法合乎人权保障的手段获取证据,重视对卖淫嫖娼者的教化和权利意识培养。

论强迫幼女卖淫行为的司法认定——对法释【2017】13号司法解释的质疑

《刑法修正案(九)》废除嫖宿幼女罪后,对嫖宿幼女的行为直接认定为强奸罪。在此背景下,对强迫幼女卖淫行为是该认定为强迫卖淫罪还是强奸罪的共同犯罪,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较大分歧。2017年7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强迫幼女卖淫应以强迫卖淫罪定罪,并适用"情节严重"所对应的加重法定刑。司法解释这种一刀切的认定方式并未充分考虑到强迫幼女卖淫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形。根据强迫卖淫者是否明知对方为幼女,同时结合嫖娼者的主观认识和客观行为,强迫幼女卖淫行为有时只构成强迫卖淫罪一罪,有时却成立强迫卖淫罪与强奸罪的想象竞合犯。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界分——从一起组织卖淫案谈起

刑法修正案(八)对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具体行为进行了细化规定,但是由于现实中涉淫类案件的犯罪形式复杂多样,加之理论界对法律条文的规定解释认识不一,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及容留卖淫罪三罪的范围界定与罪名适用仍存在一定争议。围绕组织卖淫罪的基本特征,厘清其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界限,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扩张“卖淫”含义之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同性卖淫现象引起刑法学者的关注。扩张"卖淫"含义至涵盖男性向女性卖淫、男性向男性卖淫和女性向女性卖淫符合我国娼妓之历史、当今性文化之新变化、卖淫型性犯罪立法目的和公安机关的规定。

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以陈某、张思某组织卖淫罪为例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卖淫类犯罪中非常重要的两大罪名,应从组织、社会的变迁和法律文本两个层面分析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变迁和在当下应该有的界定和范围。或者取消协助组织卖淫罪,将其作为组织卖淫罪之共犯、从犯处置,或者明确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两罪中组织与协助组织行为之界限、范围。

青年女性卖淫行为的心理和防范

在我国,对于卖淫行为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但是就其危害和影响来说,是非常恶劣的.在司法实践中,已将屡教不改和影响恶劣的,按流氓罪处理.并且,现在已增加了与其有关的一个罪名——传播性病罪.因此,认识女性特别是女青年的卖淫违法行为发生的心理原因,由此探讨防治的对策,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本文试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透视和分析女青年卖淫罪错心理的某些规律,力求有助于对卖淫罪错青少年的综合治理.一、女青年卖淫行为的主要特点(一)从地理上看,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1994年,广东、福建、海南、广西、浙江、辽宁六个沿海开放省区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就占全国查获总数的41%.在这些地区,文化水平较高的妓女已不在少数.

浅谈组织卖淫罪

组织卖淫是剥削阶级社会为适应剥削阶级玩弄妇女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职业。旧中国的妓院,就是组织卖淫活动的场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不少合法妓院,美国、西德等经济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市镇划出红灯区,在那里可领取经营妓院许可证,公开营业组织卖淫。新中国成立后即取缔妓院,把组织卖淫活动一扫而光,但近年来随着卖淫、嫖娼活动的蔓延,组织卖淫活动又应运而生,严重地败坏社会风气,引发其他犯罪活动,危害社会治安秩序,传播性病,危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腐蚀干部、群众,损害国家和政府的威望,具有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法时。

我国卖淫嫖娼的发展态势原因及对策研究(二)

二、社会转型时期卖淫嫖娼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社会转型时期卖淫嫖娼何以打而不止,愈演愈烈呢?研究表明,社会上强大的容娼心态以及禁娼的价值规范体系弱化是其主要原因。 (一)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理出现了强大的容娼心态 1、转型时期的社会心理具有变异性、裂变性、不稳定性、流动性特征 70年代后,我们国家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

女性卖淫行为的特征研究

90年代中后期,卖淫嫖娼现象,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本调查结果认为:1、经济和情感是本次调查对象实施卖淫行为的主要动力与获得.2、在社会发展和流动的背景下,婚姻和家庭的约束机制已明显弱化.某些调查对象甚至把卖淫行为作为其承担婚姻家庭责任的手段.3、卖淫亚文化迅速成长,成为支撑女性卖淫行为的价值观.4、以打击和惩处为目的收容教养,基本上不能承担“教育”的职能,也使得卖淫行为得以持续进行.

介绍、容留痴呆妇女卖淫行为的法律分析

行为人明知是痴呆者(程度严重的)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不论行为人采用什么手段,根据两高《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应以强奸罪论处。而介绍、容留、引诱、强迫痴呆者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定性,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实践中司法部门的处理结果也大相径庭,致使痴呆者(程度严重的)的合法权益难以保护;文章认为,对此应以强奸罪的共犯论处,并就如何维护痴呆妇女的性权益提出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