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买卖淫问题研究的条件和方法

从世界范围看，性学研究曾是社会禁忌。目前在中国研究性问题，也极易被曲解和误解，不同程度地受到限制，主要表现为以政治、政策代替学术研究；以传统认识代替对新条件下新问题的认识；排斥借鉴国外理论和方法的可能性；等等。如果我们不能从老传统、新传统的误区中走出来，就不可能客观、准确地分析和确定社会现实存在和产生买卖淫现象的条件及治理办法。性交易研究与其他研究一样，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不可分割。在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了解西方国家的一般观念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需的。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性交易问题的同时，倾听不同的声音，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应该是当今时代特别需要强调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

对贵州“卖淫问题”的初步调查分析报告

在我国五十年代业已取缔的嫖娼卖淫活动,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又沉渣泛起,而且有继续增长的趋势。贵州也不例外,据不完全统计,全省从1985年至1988年8月间,抓获的妓女、嫖客共达4211人,(其中妓女近2000人)。1985年～1986年,1973人;1987年,1229人;1988年1月～8月,1009人。据我们的调查,在嫖娼卖淫活动中,男性主要有皮条客、窝主老板和嫖客之分;女性也有拉皮条的,充当窝主的,而妓女中又有三种类型,分别为:1.街头妓女,又称“野鸡”,她们在妓女圈中。

从日本卖淫问题看我国打击卖淫嫖娼活动的策略

日本的卖淫业被揶揄为“不知萧条的成熟产业”,每年产值高达10万亿日元。可是,日本的法律却明文规定禁止卖淫,日本警方也采取种种对策来取缔卖淫。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取缔卖淫问题的虚伪,也说明日本打击卖淫嫖娼的策略存在明显的漏洞。排除政治腐败和荫庇的因素外,认真研究日本取缔卖淫具体过程的失误,对我国更好地打击卖淫嫖娼活动是有益的。 一、立法不能互相抵触,法律。

上海地区卖淫青年女性人格维度研究

一、前言对于妇女卖淫问题的探讨,是近年来社会学、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谈论得比较多的话题。解放初期,党和政府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使卖淫这一丑恶现象在神州大地趋于绝迹。但是,随着我国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一些腐朽的东西随之而来。我国的一些地方重新出现了卖淫嫖娼等现象,令人关注的是,据有关研究发现。

屡禁不绝的社会浊流——打击嫖娼卖淫工作扫描

一、浊流翻滚 1980年前后,早已被中国政府宣布在大陆已基本根除的卖淫嫖娼这一社会痼疾,又开始出现在神州大地上。 尽管当时人们还极不愿意正视和承认这一现实,但这一痈疽之患却悄声无息地以惊人的速度扩散着。 以广东省为例,在1980年,还仅查获卖淫妇女464名,而到1988年,则已经达到了9690人,比1980年几乎增加了20倍。到1989年,仅元月至九月,竟然又达到了14000多人。据称,这还仅仅是被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实际上的数字要比这大得多。再看深圳市,1985年查获卖淫嫖娼者251人,1986年查获382人,比1985年上升了53％;

卖淫神话的辨正

必须揭穿那些流传着的神话据说,当年一个外国记者挑衅地问周恩来总理:“中国有妓女吗?”周总理说:“有。”举座愕然,“在台湾。”于是人们又释然而笑。那时的中国人坚信,这一丑恶现象已经在解放初被根除了。因此没人谈论它,没人去想妓女曾在中国社会中的存在,就连我们出版的一些汉语字典、词典,一度也曾对“娼”、“妓”、“嫖”这几个字不加解释,甚至干脆删掉。那时就真是一片净土吗?不见得。但至少在社会心理中,在总体上,在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人们否认了妓女的存在。时至今日,暗娼的死灰复燃已不是什么秘密。

禁止卖淫立法的比较研究

卖淫现象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但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法律文化各异,各国对卖淫问题的态度和采取的对策不尽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1、禁止主义。法律规定严禁一切形式的卖淫嫖娼活动。

自由主义儒学是否可能?

在各种可能的儒学进路中,自由主义儒学颇受关注,但这一进路在群己权界问题上存在着实质性的困难。本文择取卖淫问题作为儒学进路的试金石,通过虚拟对话揭示儒学和自由主义在该问题上的各自立场。自由主义主张卖淫合法化有三个基本根据:性可以成为商品、性交易合乎帕累托标准、自我所有权是人们性自由交易的权利依据。在这一检验过程中,这三大根据都无法在儒学中得到证成,而儒学以家庭为本的群己观势将反对卖淫,并与自由主义构成群己权界问题上的根本对立。

“皮条客”黑道上的“红娘”

在打击“六害”斗争中,一种为嫖娼卖淫活动穿针引线、铺路搭桥的人日益引起人们的意,人们把他们称为“皮条客”,对此违法犯罪行为叫“拉皮条”。根据在西安市收容管教所对174份问卷的统计,在129名女收容人员中,第一次卖淫经过皮条客介绍的17人,占13.18%;在45名男收容人员中,第一次嫖宿有人介绍的12人,占26.67%。而在55例嫖娼卖淫案件中,有“皮条客”参于就有15件。

“云南边境现状与云南省对外开放”研讨会在昆举行

云南省东南亚研究会于1989年10月10日至12日在昆召开了常务理事扩大会议,研究、讨论云南边境现状与云南省对外开放内部问题。近70人出席了会议,包括许多边贸实际工作人员。刀国栋、毕道霖、郭正秉、谢本书、朱应庚等领导和专家学者也到会并参加了研讨。大会由会长陈吕范、副秘书长贺圣达主持,收到交流论文20篇。会议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重点研讨了新形式下云南与中南半岛国家、

苏联的卖淫业

卖淫是一个历尽人世沧桑而经久不绝的行当。这一领域既涉及到人的生存、享受,又涉及到道德、健康、人的尊严等问题。自古以来很少有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把卖淫当作好事,它始终被认为是不良的社会现象。卖淫并非专指女人当妓女,男人卖淫的也为数不少。古希腊就已有男妓馆,罗马有一时期男妓多于女妓,所以不能把卖淫只视作是某些女人的营生。不过在整个世界范围和苏联的情况看,较多的是女子卖淫。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首先也是女妓这一方面。一、苏联对卖淫的态度近年来,苏联的卖淫问题日趋严重。这一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现象,从苏维埃政权建立到今天,从未在苏联社会上绝迹过。30-

民俗文化与犯罪行为

一、民俗文化的功能不可忽视 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化。

艾滋病在苏联

1978年,一些国家的新闻媒介首次报道了有关艾滋病的消息。这种不治之症的蔓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问题。据联合国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数字,目前已在149个国家和地区发现艾滋病,患者16.7373万人。其中美国占95561人,为世界之最;其次是乌干达,已有患者6772人;再其次是巴西和法国,分别为6421人和6409人。苏联也不是艾滋病的净土。据苏联医学科学院院长波克洛夫斯基最近说,苏联目前已登记在案的带艾滋病病毒者有718人,其中苏联公民292人,外国公民426人;艾滋病患者13人,其中苏联公民1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