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浅析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表现为不同的矛盾,直接威胁着系统整合,从而危及社会整合。南京国民党政权推行的一党独大的政治霸权秩序和御用文化的价值信仰体系,为国民党政权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从共产党的先进性看南京国民党失败的必然性

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南京国民党政权既不能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不能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执政合法性的丧失和大陆统治的失败就是历史的必然。

从参与危机到认同危机——南京国民党政权合法性资源流失的历史考察

在现代政治中 ,无论是动员性参与还是自主性参与 ,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地参与政治并直接受其影响 ,政权在行使统治职能时才能获得民众支持 ,从而获得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资源。本文运用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学原理 ,考察南京国民党政权在其大陆统治过程中 ,奉行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政治信条 ,排斥、打击异己的政治力量 ,堵塞了公众的参政渠道 ,公众参政危机爆发 ;而游离于政权体制之外的社会各阶层又以积极的或消极的方式反抗现政权 ,使政权丧失了民众信任 ,认同危机爆发 ,政权丧失了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资源。这样一个丧失了民众支持的虚弱政体 ,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 。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

试论国民党南京执政时期的监察院

监察院的创办是孙中山“五权宪政”理论的体现。但监察权的使用及效能才是衡量监察院政绩的主要标准。国民党南京执政时期 ,总的来说 ,由于蒋介石的独裁、官场的腐败、制度本身的缺陷及于右任个人的因素 ,监察院形同虚设 ,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从中 ,我们多少能窥见国民党迅速走上溃败之路的缘由。

论南京政府转向抗日的原因

华北事变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一个从妥协退让到决心抵抗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开始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于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促使南京政府转向抗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取决于三个方的因素：日本的侵华政策和行动、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英美苏等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上述三方面因素在１９３５年下半年和１９３６年上半年的变化发展。

抗战前南京政府公路建设评述

抗战前国民党南京政府出于“剿共”的军事需要及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设置了专门的公路行政管理机构，拟定了较为详尽的筑路计划，修建并初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公路网．虽然其目的带有一定的政治性，但它使中国的公路建设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其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公路建设史上应予以肯定．

抗战后南京有恒面粉厂劳资纠纷调处始末

有恒面粉厂系民国时期南京地区较大的企业,在抗战后的初期遭遇了历时数年的劳资纠纷。持续的对峙和冲突引得多方力量的介入,在南京市政府的居间调解下,最终得到妥善处理。纵观整个事件,南京市政府的应对举措具有实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解放南京

解放南京李宪科解放南京的战役，是解放战争后期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进行的一次震撼性的重大军事行动；并与人民解放军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０日至６月２日进行的百万雄师渡江战役有着密切的联系。辽沈、淮海、平律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被人民解放军消...

唐生智和南京保卫战

一九三六年元旦,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给国民党军队一百四十多位高级将领颁发勋章,获得一等云麾勋章的是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唐生智、朱德培。

红旗插上“总统府”——第三十五军解放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是由身经百战、愈战愈勇的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发展而来。渡江战役时,该军完成了解放南京、彻底结束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的重大而神圣的任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谱写了光辉夺目的一页。

对清末至民国刑事诉讼中预审制度的建立与废止的考证

一、问题的提出 清（朝）末至民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刑事诉讼中预审制度的建立和废止的时间及其演变过程,是研究中国预审制度发展历史的重要课题之一。80年代以来,随着预审学术研究的全面开展,预审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考证,既有共识,也有差异。相同的结论是: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了预审制度,在刑事诉讼法规中写进了预审的条款;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取消了预审制度等等。不同点归纳起来主要有:

《毛泽东传》的三处疏失

《毛泽东传》的三处疏失王圣宝（安徽省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２４１００１）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发现一些疏失，姑举其要者述如次。１．该书７８页写道：“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地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

再论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走向及其成因

1935年末,在日方策动与地方实力派配合下,“华北自治运动”达到最高潮,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地方实力派间的博弈亦白热化。在此种复杂情势下,在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学运之初,基于不同政治考量,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对学运的态度存在分歧。然而,国民党当局既难以满足学生的政治诉求,其直辖区域的党政组织也无力领导学运。随着华北局势逐渐稳定,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对学运的态度最终达成一致。一二九运动在双方合力制裁下最终陷入低潮,但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和形象也因此受损,这客观上为平津等地的中共地下党恢复组织、扩大影响提供了契机。

“逼蒋抗日”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的一个独立阶段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发动“华北事变”。攫取了冀、察地区的大部分主权,从而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中国共产党根据这一矛盾变化的情况,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随后,逐步开始实行联合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的策略,建立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于我党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这一策略的演变和发展,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三个变化发展阶段,并以1936年”五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