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近郊公路建设与运输业的发展

近代武汉近郊公路的建设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此期间虽有一定发展,但整体上线路有限、质量较差。出于统一管理和建设事权的需要,公路运输企业亦逐步由商办收归官办。稀疏的营运线路、破烂不堪的路基地面以及事故频发的汽车车况,都使得公路客货运输总量长期徘徊不前。线路规划缺乏科学性、票价过高、铁路及水运方式的竞争、城市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都是造成近代武汉公路事业发展裹足不前的原因,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公路事业的真实写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立法依据问题探析

为了控制思想和战时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严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主要审查法规为1934年的《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和1938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三个修正版。通过对其上位法《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原稿审查制度存在立法依据不足或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立法依据存在问题重要原因在于“以党代政”和“以党透政”审查模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集权、程序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南地区匪案处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江苏地方在清剿土匪同时,对匪案处理问题格外关注。匪案处理权上,中央政府将其集中到江苏省府,操纵于中央,并同时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链,力排其他势力对匪案的干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主要包括侦察缉捕与审理判决两个部分,尽管江苏省高等法院竭力试图通过司法手段帮助国家运转与社会治理内在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但事与愿违,司法手段不仅无益于解决匪患问题,还造成省县行政权与司法权若干冲突。分析苏南匪案处理中的乱象,可一窥国民政府现代化司法体系建构的艰辛以及国民政府司法制度现代化转型失败处。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公司法》的实施效果及其制约因素

由于受南京国民政府各级行政、司法机构的腐败，行政、司法的不独立状况，封建特权的恣意纵横以及国民政府所处的战争频仍、动荡不安的特殊时代环境等因素的制约，１９２９年《公司法》的实施效果很不理想。很多企业缺乏法制观念，一再拖延甚至逃避变更登记，本来没有办理设立登记而谎称已登记，本属商号登记而对外谎称公司登记。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外国公司及其在中国设立的分公司无视《公司法》的规定，先是隐瞒登记情况或对外谎称为已登记公司，一当被查出，便以领事裁判权等条约特权相抗辩，公开拒绝遵守《公司法》。大量存在于国内的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公司主要凭借特权关系进行经营，而并不严格受《公司法》的约束。地方军阀实力派所控制的地区，根本没有严格实施《公司法》。抗战时期日伪控制区，国民政府的《公司法》更是鞭长莫及，自无规范效力与遵奉状况之可言。

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出版审查审定法律制度初探——从行政法角度

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出版审查审定法律制度经历了教育行政委员会、大学院、教育部三个时期。按照法律效力等级,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审定法律制度可以分为法律、规章、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三个层级。通过规定审查具体程序和步骤、明确教科图书范围、增加审定授权法律规定等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审定法律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从行政法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和审定行为具有不同法律性质,其中审定行为符合行政许可法律特征,但在教育行政委员会、大学院时期,审定行为存在授权法律规定不足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绅党与县域权力格局——以亳县为例

从县域社会出发,通过对地方政治相对微观和长时段考察,能进一步深化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绅党关系与县域权力格局的理解。北洋时期,在县知事之外,亳县形成了广义上的绅权统治格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县党部登上县域政治舞台,县域社会权力资源配置开始发生新变化。虽然起初党权孱弱,但在禁烟案中,党部依靠骑二师支持,扳倒了绅派,进入全盛时期;在后来的李玉奇造反案中,绅派因得到县长支持得以复归,党部遭到削弱。经多回合竞逐,党绅双方互有消长,最终走向融合,地方派系政治出现新的分化组合。亳县的例子表明,县域政治社会因国民党党部的出现更趋复杂,但绅派权势得以延续,党部亦非全然弱势,地方政治呈现出复线的发展历程。

为中国发声:南京国民政府致国联调查团说帖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为因应国联调查团来华,南京国民政府编制并呈递了大量说帖。这些说帖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论证有力,成为中国方面向国联调查团和国际社会揭露中日问题真相并阐明中方立场观点的重要渠道,构成了国联调查团关于九一八事变和中日冲突问题证据链的重要环节,推动了调查团对中日争端形成全面认知,并在关键问题上做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但是,基于现实因素和各方利益的考量,《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最终提出了在国际社会干预下东北实行自治的解决方案。弱国外交只能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寻找机遇,这是南京国民政府致调查团说帖乃至其依赖国联的外交策略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无法突破的桎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自由心证制度驳议——以民国司法档案为据

我国内地法学界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一直存在不同观点,对于其诉讼法律规定的自由心证制度,有的持"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制度混合论",有的则斥之为"伪心证论"。通过对民国司法档案中大量诉讼案例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自民国初年以来,从法定证据制度向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演进,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基本完成,法官依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作出自由判断和认定事实的情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已经普遍存在。

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以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为个案的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主要指1946年至1949年),司法腐败与政治腐败如影相随,司法腐败源于政治腐败,并加剧政治腐败;司法腐败引起民众法律信仰危机,致使社会秩序难以维系,民心丧失殆尽,加速了政治失控,进而导致社会失控。前车之鉴,后事之师。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腐败加剧社会失控的关系分析,值得我们反思的不仅仅是如何防治司法腐败的问题,更多的应该是先进的司法体系应该附属于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土壤,才能杜绝司法腐败,使司法体制真正发挥作用等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重婚罪及其司法实践:以湖北为例

从传统社会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论在文化观念上,还是在法律制度上,均倡导一夫一妻制,共同塑造了禁止重婚的社会主流婚姻家庭观念。然而,在社会上重婚现象并不鲜见,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地区的重婚案件来看,男女两性发生重婚的原因具有较大差异性,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经济贫困是其发生重婚行为的重要因素。司法机关在审理重婚案件时,常存在"从轻处罚"的倾向,法律条文近乎空白,实际上是对重婚行为的默许与纵容,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现实与司法制度之间的脱节。

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民初以降,四川长期处于“防区制”下,中央政府权威无法触及地方,本省政治亦因省府瓦解而呈分裂战乱局面。1934年下半年,因川军“六路围剿”红军遭遇惨败,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川局,支持刘湘重组四川省府,废除“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为巩固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省府合署办公制”、“行政督察专员制”、“裁局改科”及“分区设署”等举措,试图通过强化省权以巩固“川政统一”,并为中央统辖四川创造有利条件。然而,中央政府与省府之间权限划分未能妥善解决,随着中央政府与刘湘集团关系恶化,双方权力关系再度陷入此消彼长的博弈困境,四川地方政制改革陷于停滞。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司法官员薪酬考

根据《司法公报》和民国龙泉地方法院档案揭示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基层法官薪酬菲薄的现象,认为由此引起的负面影响是基层司法官员总体素质较低和审判独立成为具文,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当时政治体制导致的公共财政体系不完备。

论司法官的生活待遇与品行操守——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例

司法官生活待遇问题不仅关系到司法主体的社会地位,而且关系到司法主体的工作责任心和工作热情,直接影响到他们品行操守的好坏、司法效率的高低乃至司法公正与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官的薪金虽有固定标准,但低于普通文官;薪金级差大,两极分化严重,司法官责权轻重与酬劳多少不成比例;由于政府司法经费缺乏保障,司法官本已有限的薪金不能足额发放,司法官度日维艰,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了办案效率;司法官生活待遇过低,也不利于他们整体素质的提高,促使司法界人心涣散,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司法腐败,妨碍了司法机器的正常运转。

南京国民政府筹设国史馆的政争与博弈

宁汉合流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各方基于不同的政治利益,要求中央筹设国史馆。为应对各方呼声,国民党中央塑造“党史即国史”的政治理念,并成立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作为官方史学机构。随着时局的发展,“党史”与“国史”的分离问题,逐渐引起各方重视,筹设国史馆呼声再起。然而,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国史馆亦未能设立。1927年至1937年间,国史馆筹设中的政争与博弈,表明国民党内部“党史即国史”的政治理念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展现出传统机构融入近代政治制度的艰难与曲折。

司法行政权的无限扩大与司法权的相对缩小——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行政部

一、反复改隶及职权范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行政部为执掌司法行政的机关.司法部在清末为法部,北洋政府时代称司法部,隶属国务院.南京国民政府时代改称司法行政部,其隶属关系中间屡经变更,有时隶属行政院,有时隶属司法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禁烟运动研究(1934-1937)

烟毒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痼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政府为肃清烟毒,尽量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从烟民控制、禁烟机构设置、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开展了遍及全省、规模较大的禁烟运动。尽管江苏省禁烟运动最终未能完成根除烟毒的历史使命,但江苏省禁烟禁毒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为以后中国的禁毒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城市人口调查与户籍管理--基于昆明人口档案史料的分析

本文以昆明的人口调查和户籍管理制度为个案,基于人口档案史料,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可以看到,城市人口管理机构经历了从警察机关过渡到专门户籍行政部门的历程,反映出这一时期城市户政不断走向专业化、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与此相伴随,人口调查与户籍登记的次数不断增多,统计项目愈来愈繁,相关统计表册愈来愈多,然而人口统计数据的质量却没有明显提升。各级部门誊抄旧表的情况极其普遍,其人口数据的产生过程充满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因此,在运用这一时期人口统计资料进行研究时,必须常怀谨慎的史料批判意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研究(1927—1937)——以1937年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对扶持手工业虽然并无“一贯的政策”,但在抗战前夕出于救济民生和对日经济备战的现实需要,手工业得到了政府的进一步重视。1937年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筹办即为政府行为的集中呈现,该展会贯彻了南京国民政府“展览观摩”与“研究改良”全国手工业的强烈旨趣。展会闭幕后,巨大的社会效应不独引起社会各界对手工业的关注,也促使各级政府开始谋划手工业改良,然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因此,鉴于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仍囿于宣传范畴,对其实际成效也不应过高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