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基于现实需要,并以西方国家的劳工法令为典范,于1929年12月颁布《工厂法》。该法明确规定了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尤其保护了劳工的权益,堪称近代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法。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的社会反应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颁布的《工厂法》,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堪称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劳动法。《工厂法》的出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各方褒贬不一,支持与反对意见共存。其中有基于自身利益的评判,也有整体角度的考量。社会的不同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厂法》颁布和实施的进程。

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实施的困境与难局:以女工为例

针对女工在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工厂法》对女工权益给予了较多关注。但社会各界对一些相关政策却反应强烈,工商界普遍反对,有的社会学家也提出质疑。就当时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有些政策确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立法精神当与社会环境相适应,国民经济的贫弱落后,女工沉重的生存压力,是女工保护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女工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

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工厂法》旨在解决劳资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它较多地关注了女工的权益,为女工利用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以及改善自己的待遇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制约着法规的有效实施,如社会经济的极度贫弱、政治的混乱、性别歧视的根深蒂固,无不是法律施行的现实障碍。女工的各项保护政策实施遭遇现实的重重困境,因而收效甚微。

1920-19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是1920-1940年代工人生存状况恶化、劳资矛盾尖锐化、工人运动勃兴及国际国内社会舆论形成的压力与推力的结果。它借鉴了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工会立法的经验,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部分地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大多数是从西方国家的工会立法中借鉴过来的,有的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而且它的目的显然是以保障为诱饵,对工人进行控制,如《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法规,都包含控制工人、限制工人罢工的内容。尽管如此,它在立法上的得失,仍可为当代中国的工会立法提供历史借鉴。

从平民工厂看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期失业治理及其成效

1927-1937年间,为解决失业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创办平民工厂的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要求各省市县执行。其中,国家创设的省市级平民工厂起到了主导与示范的作用,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开办了很多县级平民工厂。为保证平民工厂的顺利运行,中央与地方财政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拨款,还呼吁社会团体及慈善家踊跃捐款共同筹措经费,对于平民工厂的运营拟定了详细的规划方案。遍设全国的平民工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失业危机,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与诸多努力。然而,对于势如潮水的失业大军而言,平民工厂仅是杯水车薪,无法彻底解决失业问题。

中国文物法制化管理的开端——简析南京国民政府的《古物保存法》

《古物保存法》及其《施行细则》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文物保护法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保护文物纳人法律的轨道,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宣布了文物保护新局面的到来。本文简述了《古物保存法》及其《施行细则》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其局限以及产生的社会影响。

探析南京国民政府未能实施新盐法的原因

1931年5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新《盐法》,而这部新盐法,却最终未能得以实施。其原因并非像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是专商的暗中阻挠和破坏。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南京国民政府自身的财政危机及重重顾虑。

简论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立法

抗战前南京政府的土地立法是这一时期法制的重要内容.它虽然没有真正实施,在当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但不管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它还是有不少借鉴之处的,在中国首次形成了系统的土地法律法规体系,主张土地国有,力促荒地开发,尽力充分发挥土地使用效率等.它还对我国的法制近代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改造主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亲属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的亲属法律制度,贯彻改造主义的方针,倡导个人主义、自由和平等,革新宗族及婚姻家庭制度,建立近代全新的亲属关系。其近代化的步伐或可留给"人们不能急于推进历史"的启示。

略论南京国民政府亲属法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制定的亲属法可以说是清政府灭亡后革命多年的成果。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这项法律在继承了西方法律的进步理念的同时,又不可避免的遵循了中国封建传统中的部分规则。本文从婚约、结婚、婚姻的普遍效力、夫妻财产制和离婚五方面全面探讨南京国民政府亲属法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改造。

南京国民政府法官惩戒程序研究

自清末修律以来,关于法官惩戒的思考与立法实践一直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模范中西,斟酌损益,制定了一系列的惩戒规范,构建了独特的法官惩戒制度。根据《公务员惩戒法》,法官惩戒的启动权属于监察院,审议权属于司法院内设的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两者皆有严密而公正的程序,体现了正当程序的基本原理。我国当前尚无专门的法官惩戒法,反思这些历史资源,可以为我国未来的制度设计提供有益的养分。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继承案件裁判中情理法的交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民法典亲属编、继承编的颁布,传统家族制度发生了剧烈变革。由于民法典诞生背景特殊,立法显得超前,社会相对滞后,于是司法主体在民法文本与社会实际之间自觉充当起缓冲角色。具体到亲属、继承具体案件的审理中,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尽量做到:婚姻案件裁判坚持男女平等;身份案件裁判呼应社会实际;抚养案件裁判兼顾情理;家族案件裁判尊重习惯;法律与社会效果尽可能切合。无论是民法典阙如的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是民法典业已颁行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主体均尽可能地根据社会实际,遵循法条、习惯与条理斟酌运作的程序,灵活把握情、理、法尺度,适时作出司法解释,尽可能地顺应时代精神,兼顾社会发展,弥补立法过于刚性或超前的不足,实质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力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最大化。民国民法典的颁行,并不排斥司法实践中情、理、法的兼顾,至今不失其借鉴价值。

南京国民政府《工会法》述论

国民党南方政权时期,为了动员工人参加革命,废除了北京国民政府限制劳工权利的法律,颁布了新的工会条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提倡劳资协调,并在训练民众和整理工会的目的下,制订并实施了《工会法》;该法虽然肯定了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及工会的团体契约权和同盟罢工权,但也表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有控制工会和工人运动的倾向。研究发现,国民党安插在工会内部的力量很小,不足以影响工会运动的发展。另外,《工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遵行。

三方博弈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工会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是劳资矛盾尖锐、工人运动勃兴及国际国内社会舆论所造成的压力与推力的结果,其中劳、资和政府三方的博弈贯穿其始终。南京国民政府借鉴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工会立法的经验,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部分地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有的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工会立法的目的显然对工人进行控制。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工会立法的利弊,都为当代中国的工会立法提供了历史借鉴。

劳资协调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劳资争议处理法》

大革命后期,工人运动急剧发展,出现了一些过激现象。广东革命政府出于安定革命后方秩序的目的,颁布了《劳工仲裁会条例》和《国民政府组织解决雇主争执仲裁会条例》,开始国民政府的劳资争议立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民生主义为指针,以劳资协调为原则制定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法》并进行了两次修正,仲裁制度经历了强制仲裁到任意仲裁再到强制仲裁的轮回。国民政府的劳资争议立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安定了生产秩序,但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劳资争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工厂法》与纺织行业企业策略行为的交互逻辑:基于利益集团视角

利益集团理论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研究范式。通过撷取《工厂法》的制度变迁案例发现,利益集团理论可以较好的解释民国时期《工厂法》和当时纺织工业的交互性影响作用。纺织业在《工厂法》的视域下,可以实现较为明显的利益切割,作为一个利益团体开展活动,《工厂法》和纺织业间形成了交互作用的效果。一方面,通过积极的策略行为,纺织企业有促使《工厂法》的关键条款延迟实施或者进行有利于资方的修订。同时,《工厂法》也起到了引导和改善纺织企业行为的作用。

浅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盐法》

盐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生活必需品。人体缺盐，轻则乏力，重则成疾。中国封建社会和国民政府时期，都把盐税视为国家收人的大宗。民国初年，实行的是自由贸易制与引岸制度并存的运销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恢复盐务稽核所职权、制定盐法、推行自由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其中《新盐法》的制订尤为重要。

南京国民政府《强制执行法》立法述略

国民事强制执行立法,始于清末,而以中华国民政府1940年颁布施行的《强制执行法》地位最为特殊,它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最后一部民事执行法,它的内容和形式都较以前的民事执行法有颇大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民事执行立法之大成。1949年,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后,历经数次修改,现仍在台湾地区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