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演变及作用

抗战爆发前,在海外民族主义、国内外舆论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借助华侨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国家建设,不断完善侨务机构,最终建立了隶属于行政院的侨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担负了"移、殖、保、育"的使命,侨务人员在忧患与责任意识的推动下,不断促进侨务理念与侨务工作的进步。侨务委员会不仅在保护与救济华侨、推动华侨社会文化与教育发展等诸多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成为华侨与祖国联系的重要纽带,客观上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动和组织华侨参加抗战奠定了基础。

略论抗战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以动员海外华侨积极参与和支援祖国抗战为中心的华侨政策。作为承担国民政府侨务工作的主要机构,侨务委员会不断加强侨务机构的设置,推动对华侨抗战的宣传与指导,辅助华侨教育与研究的发展,积极保护和救助华侨,给予海外华侨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不仅促进了抗日救国事业的发展,同时极大地增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立法依据问题探析

为了控制思想和战时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严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主要审查法规为1934年的《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和1938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三个修正版。通过对其上位法《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原稿审查制度存在立法依据不足或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立法依据存在问题重要原因在于“以党代政”和“以党透政”审查模式。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集权、程序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南地区匪案处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江苏地方在清剿土匪同时,对匪案处理问题格外关注。匪案处理权上,中央政府将其集中到江苏省府,操纵于中央,并同时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链,力排其他势力对匪案的干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主要包括侦察缉捕与审理判决两个部分,尽管江苏省高等法院竭力试图通过司法手段帮助国家运转与社会治理内在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但事与愿违,司法手段不仅无益于解决匪患问题,还造成省县行政权与司法权若干冲突。分析苏南匪案处理中的乱象,可一窥国民政府现代化司法体系建构的艰辛以及国民政府司法制度现代化转型失败处。

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营煤矿事业经营的典型——以建设委员会与淮南煤矿为例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营事业的经营均不甚理想,然而20世纪30年代,在安徽北部怀远、凤台与寿县三县交界处,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自主开发经营的淮南煤矿,经营管理却颇为良好,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建设委员会经营首都电厂与戚墅堰电厂所需燃料和京沪杭一带出现能源供应紧张的必然结果。建设委员会通过对淮南煤矿6年的精心经营,使其成为抗战前华东地区最大的煤矿。淮南煤矿的开发与经营,使20世纪30年代京沪杭一带能源供应紧张的形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尤其重要和明显的是,它使安徽中北部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直接促成了皖北一个新的工业城市——淮南的形成。

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机构述略

蒙藏委员会是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专门掌管蒙古、青海、西藏、西康以及新疆等边疆地区涉及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关。本文对其内设机构、非建制机构以及直属机构和派出机构进行了介绍。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运动——以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1937年）为视角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为挽救农村危机，成立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总领全国农村建设，初步形成全国规模的政府领导的农村建设机构。农村复兴委员会为复兴全国农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我国农本位的国家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由于政治腐败及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电业规划与实践研究——以20世纪30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建设初期的一个管理机构,建设委员会十分重视电业的规划与建设。20世纪30年代建设委员会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电业规划及建设,包括水力发电厂的规划、长江中下游地区电网的筹划、电业"四化"建设的倡导及实践,这类电业规划和实践的成效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经济建设的困境。

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出版审查审定法律制度初探——从行政法角度

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出版审查审定法律制度经历了教育行政委员会、大学院、教育部三个时期。按照法律效力等级,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审定法律制度可以分为法律、规章、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三个层级。通过规定审查具体程序和步骤、明确教科图书范围、增加审定授权法律规定等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审定法律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从行政法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和审定行为具有不同法律性质,其中审定行为符合行政许可法律特征,但在教育行政委员会、大学院时期,审定行为存在授权法律规定不足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政绅党与县域权力格局——以亳县为例

从县域社会出发,通过对地方政治相对微观和长时段考察,能进一步深化对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绅党关系与县域权力格局的理解。北洋时期,在县知事之外,亳县形成了广义上的绅权统治格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县党部登上县域政治舞台,县域社会权力资源配置开始发生新变化。虽然起初党权孱弱,但在禁烟案中,党部依靠骑二师支持,扳倒了绅派,进入全盛时期;在后来的李玉奇造反案中,绅派因得到县长支持得以复归,党部遭到削弱。经多回合竞逐,党绅双方互有消长,最终走向融合,地方派系政治出现新的分化组合。亳县的例子表明,县域政治社会因国民党党部的出现更趋复杂,但绅派权势得以延续,党部亦非全然弱势,地方政治呈现出复线的发展历程。

为中国发声:南京国民政府致国联调查团说帖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为因应国联调查团来华,南京国民政府编制并呈递了大量说帖。这些说帖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论证有力,成为中国方面向国联调查团和国际社会揭露中日问题真相并阐明中方立场观点的重要渠道,构成了国联调查团关于九一八事变和中日冲突问题证据链的重要环节,推动了调查团对中日争端形成全面认知,并在关键问题上做出了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但是,基于现实因素和各方利益的考量,《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最终提出了在国际社会干预下东北实行自治的解决方案。弱国外交只能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寻找机遇,这是南京国民政府致调查团说帖乃至其依赖国联的外交策略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无法突破的桎梏。

强化省权与巩固统一——“川政统一”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地方政制的改造

民初以降,四川长期处于“防区制”下,中央政府权威无法触及地方,本省政治亦因省府瓦解而呈分裂战乱局面。1934年下半年,因川军“六路围剿”红军遭遇惨败,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川局,支持刘湘重组四川省府,废除“防区制”,实现“川政统一”。为巩固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省府合署办公制”、“行政督察专员制”、“裁局改科”及“分区设署”等举措,试图通过强化省权以巩固“川政统一”,并为中央统辖四川创造有利条件。然而,中央政府与省府之间权限划分未能妥善解决,随着中央政府与刘湘集团关系恶化,双方权力关系再度陷入此消彼长的博弈困境,四川地方政制改革陷于停滞。

南京国民政府筹设国史馆的政争与博弈

宁汉合流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各方基于不同的政治利益,要求中央筹设国史馆。为应对各方呼声,国民党中央塑造“党史即国史”的政治理念,并成立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作为官方史学机构。随着时局的发展,“党史”与“国史”的分离问题,逐渐引起各方重视,筹设国史馆呼声再起。然而,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国史馆亦未能设立。1927年至1937年间,国史馆筹设中的政争与博弈,表明国民党内部“党史即国史”的政治理念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展现出传统机构融入近代政治制度的艰难与曲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禁烟运动研究(1934-1937)

烟毒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痼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政府为肃清烟毒,尽量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从烟民控制、禁烟机构设置、社会治理等多个层面,开展了遍及全省、规模较大的禁烟运动。尽管江苏省禁烟运动最终未能完成根除烟毒的历史使命,但江苏省禁烟禁毒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为以后中国的禁毒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城市人口调查与户籍管理--基于昆明人口档案史料的分析

本文以昆明的人口调查和户籍管理制度为个案,基于人口档案史料,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可以看到,城市人口管理机构经历了从警察机关过渡到专门户籍行政部门的历程,反映出这一时期城市户政不断走向专业化、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与此相伴随,人口调查与户籍登记的次数不断增多,统计项目愈来愈繁,相关统计表册愈来愈多,然而人口统计数据的质量却没有明显提升。各级部门誊抄旧表的情况极其普遍,其人口数据的产生过程充满随意性和不规范性。因此,在运用这一时期人口统计资料进行研究时,必须常怀谨慎的史料批判意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研究(1927—1937)——以1937年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对扶持手工业虽然并无“一贯的政策”,但在抗战前夕出于救济民生和对日经济备战的现实需要,手工业得到了政府的进一步重视。1937年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筹办即为政府行为的集中呈现,该展会贯彻了南京国民政府“展览观摩”与“研究改良”全国手工业的强烈旨趣。展会闭幕后,巨大的社会效应不独引起社会各界对手工业的关注,也促使各级政府开始谋划手工业改良,然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因此,鉴于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仍囿于宣传范畴,对其实际成效也不应过高估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太湖湖匪的成因与治理(1927-1937)

太湖湖匪祸乱三吴由来已久,是困扰民国时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棘手难题。南京国民政府甫立,受天灾兵燹、经济凋敝等诸多因素合力的影响,湖匪之患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张形势,严重影响南京政府统治核心江浙地区的社会治理。为此,中央与地方四面出击,采取设立机构、制定法章、两省会剿、多县联防等系列措施打击湖匪。若干措施既是肃清湖匪的直接需要,也反映出南京政府社会治理时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渗透与控制。总体来看,有得有失,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治标不治本,湖匪的猖獗贯穿整个民国,直至1950年底才被基本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