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创建问题考

考察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的创建问题,大体要析辨它的筹备过程、开始运作的时间、组织结构、组织依据与性质定位等问题。通过对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有关文献资料的研究,以期较为清晰地呈现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的创建脉络,较为全面地评价它的创建背景与创建意义。作为民国时期的一个特别行政审判机关,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的创建过程历尽艰难且多不尽如人意,但从其组织结构的搭建、人员的选聘,到其创建依据的制定等方面情况看,它也是旧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建设的有益探索,在中国的司法发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从其组织、管辖上分析,是近代中国法制最完备的行政审判机关,为百姓告官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实际运作上,其行政诉讼职能难以有效发挥。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近郊公路建设与运输业的发展

近代武汉近郊公路的建设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此期间虽有一定发展,但整体上线路有限、质量较差。出于统一管理和建设事权的需要,公路运输企业亦逐步由商办收归官办。稀疏的营运线路、破烂不堪的路基地面以及事故频发的汽车车况,都使得公路客货运输总量长期徘徊不前。线路规划缺乏科学性、票价过高、铁路及水运方式的竞争、城市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都是造成近代武汉公路事业发展裹足不前的原因,这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公路事业的真实写照。

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出版审查审定法律制度初探——从行政法角度

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出版审查审定法律制度经历了教育行政委员会、大学院、教育部三个时期。按照法律效力等级,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审定法律制度可以分为法律、规章、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三个层级。通过规定审查具体程序和步骤、明确教科图书范围、增加审定授权法律规定等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审定法律制度不断发展完善。从行政法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教科图书审查和审定行为具有不同法律性质,其中审定行为符合行政许可法律特征,但在教育行政委员会、大学院时期,审定行为存在授权法律规定不足的问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立法依据问题探析

为了控制思想和战时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了严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制度,主要审查法规为1934年的《修正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和1938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及三个修正版。通过对其上位法《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原稿审查制度存在立法依据不足或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立法依据存在问题重要原因在于“以党代政”和“以党透政”审查模式。

制衡与牵制: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边疆的政治策略——以边疆行政区域的新规划为中心

整合边疆政治,使边疆与内地在近代化背景下进一步融合,是南京国民政府实现民族国家构建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南京国民政府分别将甘肃分设宁夏、青海,内蒙地区分设察哈尔、热河、绥远三省,西康亦设省,是民国时期边疆行政区域的重要变革。南京国民政府这一行政区域新规划的实践,与社会舆论切合,客观上消解了边疆地方实力派的压力,起到了制衡与牵制作用,有利于推动中央政府对边疆的社会控制,提高边疆各省区的行政效率,并通过空间管理的重新布局抵御外国势力的干涉,是国民政府行使国家主权的体现。但由于国民政府对边疆控制的有限性及谋划不周全,一些边疆地区新的行政区域规划,反而加剧了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狱经费刍议——以江苏省监狱经费来源及发放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独立为时代所倡导,人们围绕监狱经费来源问题展开了争论,人们期望监狱经费由中央政府统一拨付,但因为财政困难,这一愿望最终难以实现。就江苏监狱而言,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省财政划拨,在江苏省财政状况持续恶劣的环境下,减折、拖欠发放成为常态。尽管地方司法部门积极采取了社会募捐、法收项下截留及监狱自身收入补贴等应急措施,但监狱经费拖欠发放及打折发放并未有较大改观。地方负担司法经费筹集,极易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对于地方行政权力的依附,司法的公正独立性受到严重消解。

集权、程序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南地区匪案处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江苏地方在清剿土匪同时,对匪案处理问题格外关注。匪案处理权上,中央政府将其集中到江苏省府,操纵于中央,并同时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链,力排其他势力对匪案的干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主要包括侦察缉捕与审理判决两个部分,尽管江苏省高等法院竭力试图通过司法手段帮助国家运转与社会治理内在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但事与愿违,司法手段不仅无益于解决匪患问题,还造成省县行政权与司法权若干冲突。分析苏南匪案处理中的乱象,可一窥国民政府现代化司法体系建构的艰辛以及国民政府司法制度现代化转型失败处。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一改此前地方行政管理三级制发展的趋势，采取省县两级管理体制。而自1931年开始而后逐步确立并推及全国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遂又使省县两级制发生了重大变革。在迄今有关民国地方政制的研究中，对行政督察专员制研究甚为薄弱。本文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行政督察专员制创设的缘由，探讨了行政督察专员制酝酿试办之初创时期、分途并立之正式实施时期和统一体制及划一实施之定型时期诸阶段的历史概貌与演变轨迹，论述了行政督察专员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纪念与政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的历史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为纪念肇和兵舰举义的历史贡献,每年12月5日均会举行纪念活动。宣传要点以“法规”形式进行固定,从而为纪念日的宣扬明确了方向。同时,通过仪式操演与文本纪念不断运作,纪念日影响范围进一步拓宽,刻上了政治烙印,逐渐成为国民党巩固基层统治基础、强化政治地位以及谴责日本侵略与号召民众共御外辱等重要精神资源。由此,它被建构为具有多重内涵的政治象征符号。肇和兵舰举义纪念日的制作与操演,不仅彰显国民党政权“弱势独裁”形象,也反映节日纪念与当时政治的相互关系。

司法行政权的无限扩大与司法权的相对缩小——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行政部

一、反复改隶及职权范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行政部为执掌司法行政的机关.司法部在清末为法部,北洋政府时代称司法部,隶属国务院.南京国民政府时代改称司法行政部,其隶属关系中间屡经变更,有时隶属行政院,有时隶属司法院.

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离婚案件审理研究

在文明司法和女性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离婚案件日渐增多。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主体的治下法院虽对此类案件进行了具体审判,但其运作却暴露出中国近代社会司法转型之艰难。表面上,南京国民政府治下法院坚守了"依法审判"的原则,但实际上,它却视女性维权能力之高下,作出了不同判决。

论民国时期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以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判决为中心

通过司法审查以规制行政裁量是推进行政法治的重要环节。刊载于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公报》与《司法公报》上的426件行政法院判决书显示,行政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被诉的行政裁量行为在形式合法性与内容合理性上均加以审查。形式合法性审查包括审查行政裁量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裁量权的行使有没有违反行政法基本原理等方面。内容合理性审查则突破了1932年《行政诉讼法》第1条对行政行为只允许合法性审查的约束,借助中国传统司法"济情法之平"理念,对部分不合理的行政裁量行为判决变更。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对推动当时的行政法治具有积极意义,但国民政府未能及时修订法律,将行政裁量合理性审查问题确定下来,从而降低了司法审判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法院的职权构成——以镇江地方法院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法院,既有刑事侦查、刑事公诉、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等司法职权,也有人犯监管、监所监督、公证和律师管理等司法行政职权。它既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也是看守所、公证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这构成了其与今日法院职权的重大区别。厘清这一基本问题,有助于正确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渊源

民国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先是作为省县之间的一种辅助机构,继而演变成为省—行政督察区—县三级制。其演变的过程透示着民国以来地方行政体制的建设历程。但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一种完全的创新,而是从以往的地方行政制度发展演变而来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正是在继承中加入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使其具有现代化特点,为近代中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现代化提供经验教训。

南京国民政府灾害应对能力考察——以四川省1936-1937年旱灾救济为中心

全面抗战前夕,四川发生“百年来所未有”的严重旱灾。灾害应对前期,四川省政府对旱情出现错判,侧重于地方的救济濒于失控。后期在中央政府的参与下,救济措施力度有所增大,但仍无法挽救败局。川灾救济失败的显性因素较多,如灾害信息收集和报送系统失灵,信息真实性受到决策官员质疑;赈济立法缺乏灾情分级标准,上级政府接管赈务于法无据;赈务人员偏少,监督流于形式等。救济失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和地方涸泽而渔式的征纳导致国家“汲取能力”与“濡化能力”双双受损,进而削弱了国家的危机应对能力。同时,川灾救济也可见“循环型”危机管理模式的延续、根据灾害应对实践及时完善救济立法等积极因素。重新审视此次旱灾救济过程,或可为当下国家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某种程度的历史镜鉴。

制度内外的困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诉讼制度实效不彰的原因

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了系统的行政诉讼制度,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法院。通过对行政法院受理案件的整理和统计,我们发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行政诉讼实效未得到很好的彰显。这既有制度内部的原因,如诉讼程序设计、审判人员选拔和保障等方面的弊端,也有制度以外的原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制约。

19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效率运动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建政之后,为提高行政效率,塑造积极有为的万能政府,曾就如何提高行政效率展开了讨论与实践。从"政体学"到"行政学"的理论发展以及国民党统治的现实需要,是国民政府行政效率运动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行政效率研究会及其机关刊物《行政效率》、《行政研究》,发挥了主要的引导作用。行政效率运动对政府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但在公文文书改良方面有了进步,客观上也促进了行政现代化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地方新军阀的县级行政设计——以四川防区制下的县级行政为个案

南京政府时期四川防区制下的县级行政,被以刘湘为代表的新军阀当局改造为军事贡役体制下的战争勤务工具,正常的民事行政职能因军事当局对团防工作和战争勤务的重点强化而萎缩。虽然四川新军阀当局县政设计的本意背离地方自治精神,但在敷衍南京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建议的同时,新军阀当局通过积极推行户口清查和基层政权的组建,充分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最大限度控制和对基层团防的改造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