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官话性质考释

针对目前学界的相关争论焦点问题,文章通过七种对音材料音系特点的考察比较,论证了明代南京官话具有权威通用性,而明代"南京官话"之名并非仅有"南京方言"之实;明代南京官话的基础音系具有江淮、中原官话的综合性质(其中相当部分与北京官话重合),实际上是个动态弹性系统。

明代南京官话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地位

李登、李世泽父子的《书文音义便考私编》《韵法横图》以及传教士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真实地记录了明代中后期南京官话的语音面貌,这种官话语音系统包含21个声母、60个韵母、5个声调,其语音特色突出表现为疑母和微母的独立,泥母来母不混,区分尖音和团音,庄组字两分读t?和ts,山摄uon的独立,区分前后鼻音韵-n和-?,闭口韵m尾的消失等。有明一代至清代中后期,南京官话可能一直充当着汉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角色,在沟通汉语各地方言、促进民族团结和融合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南京官话》音系初探

本文对1907年出版的德国人何美龄《南京官话》进行系统研究,归纳出《南京官话》所反映的语音系统,着重分析《南京官话》泥来母不分、知庄章二分、尖团区分、入声韵的归并等十一个语音特点,初步窥见晚清南京官话的面貌。

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

有些学者主张明代的官话是以属于江淮方言的南京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根据一些文史资料。文章认为这一观点难以经受历史比较的检验,也难以解释另一些文史资料。同时还对某些关键的文史资料作了重新解释。文章认为,南京官话在当时确有较高声望,但仅限于南方某些地域;且南京官话是中原书音在南方的地域变体,而不同于南京方言。"南京话为明代官话基础"的主张者为字面所迷惑,混淆了作为书音一支的南京官话与作为江淮方言一种的南京方言。当时具有全国声望的官话是河洛话。要解决官话基础问题,不能单凭文史资料作判断,而要靠语言本体研究,尤其是历史比较研究。

《西儒耳目资》音系基础非南京方言补证

针对学界关于《西儒耳目资》基础方言的争论,文章通过明代相关官话方言韵书韵图音系特点的比较,以及明代南直隶军屯移民后裔语言中历史痕迹的旁证,指出《西儒耳目资》的音系基础非南京方言,并认为明代南京官话(南京话)不一定限于南京方言或江淮官话。

明代南京官话移民语言的历史演变差异解释

同样源自明代南京官话的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如今在保留明代南京官话痕迹方面的多少及成分不一。文章基于这四地官话方言是否保存沿用明代南京官话几项典型语言特征的差异对比,将导致其历史演变的语言、社会、心理、地理等方面的七种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统计分析,发现这些影响因素存在一般性层级排序,同时还发现四地官话方言里沿用或弃用其祖语明代南京官话特征的共同点和个性差异与某些影响因素的有无和层级排序的不同直接相关。

《圣经》“南京官话译本”考论

《圣经》"南京官话译本"是中国近代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圣经官话译本,由麦都思主译,1856年首次刊印。译者一反新教传教士的文言译经传统,选择以南京官话译经,这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这种官话文体的选择是译者应当时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并与之互动的结果。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为文体的选择还表现在翻译的模式上,此译本并非延续西译中述,而是西人指导,中士转译,翻译过程兼及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这开辟了圣经汉译的新路径。同时,本文把此译本放到官话译本的谱系中,考证了此译本和《古新圣经》及"北京官话译本"、"官话和合译本"等译本的关系,指出此译本作为第一本官话译本不仅开启了其后官话译本的翻译历程,也为此后官话译本文学性文体的探索作出了铺垫,不仅昭示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到来,也给白话文运动的提倡者们建立新白话提供了颇为有益的启示。

晚清南京官话音系的罗马字拼写系统比较分析

西人著作《南京官话》《官音罗马字韵府》和《官话类编》是反映晚清官话语音系统的代表性作品,其各自采用的拼写方案不尽相同。对相同音系在不同文献中的拼写系统进行比较分析,易于发现不同拼写法的特点和优劣,同时反映了外国人学习汉语关注的重点和学习规律,对重新认识著作记录的语音性质亦具有启示意义。

近世唐音中的杭州音和南京官话——基于《四书唐音辨》的音韵学分析

近世唐音中的杭州音和南京官话在语音体系上较为接近,常被统称为广义的“南京话”。《四书唐音辨》并记杭州音和南京官话,为对照研究两者的语音特征提供了良好素材。研究方法遵循传统的汉字音分析法,在中古音体系内逐一探讨该资料所载用例。通过音韵学分析,发现了杭州音和南京官话的多项语音差异。

商务印书馆新书介绍 《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语言接触演变研究》

作者:曾晓渝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书号:978-7-100-19440-2出版时间:2021年3月本书突破以往限于文献资料的静态单点研究模式,将明代官话与现代官话方言连接起来进行动态、系统性比较研究。着眼于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后裔语言,以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安顺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四地方言为典型代表点,观察发现明代南京官话军屯移民语言600年来在南北不同环境中的演变规律,以及官话方言之间接触变异的条件动因,探索近代官话历史、接触研究的创新之路。

《南京华言学堂课本》介绍——南京官话口语会话书

《南京华言学堂课本》是一本用二十世纪初的南京官话口语编写的会话教科书,对清末民初的南京官话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了《南京华言学堂课本》的相关情况。

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曾预言:如果清朝统治长久持续,那么鞑靼汉语(北京官话)终将赢得汉语的正统地位。随着国门的洞开,一方面,外国传教士以及外交和商务人员从各自的需要出发,分别选取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作为学习汉语的对象,编辑了许多汉语官话字典和教材,北京官话越来越为外国士人所重视;另一方面,中国士人夷夏之辨观念的逐渐改变和近代国家意识的确立,使北京官话越来越拥有政治优势,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终于取代南京官话的优势地位,成为清朝的国语标准,马礼逊预言成真。梳理19世纪东西洋士人所留下的有关汉语官话的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在中国人语言生活中的优势此消彼长的过程。

汉语会话在日本:明治早期的选择

幕末日本在被美国打开国门后,于1862年重启与中国的人员交往活动。但是迟至1879年,日本才有首部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新校语言自迩集散语之部》的出版。该书的诞生表明,日本开始重新确立中国语会话的教育方向,即变传统的"南京官话"学习为"北京官话"学习。而上述教科书其实是对在华英国人威妥玛所撰写的《语言自迩集》的改编。《语言自迩集》之所以成为改编对象,除了它所具备的学习北京官话的功能,更重要的它是一本介绍中国社会状况的简易读本。编纂者相信,通过对《语言自迩集》的学习,学生不仅可以学习北京官话,还能初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以帮助他们在将来能够顺利开展与中国人的交往。

近代来华西方人认识中的汉语官话

官话是明清时期使用的汉民族共同语，它与现代汉语共同语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语文学研究重视书面语而忽视口语，因此，汉语历史文献中缺乏对官话的语音面貌、社会使用情况的记载。西方人来华并开始学习汉语时，出于实际交流的需要，对这种能让他们免受方言殊异之苦的共同语十分关注，他们的汉语论著中对于官话的描写和记载，能为汉语史研究者认识汉语官话提供有益的参考。

《汉英韵府》南官话音系比较研究

《汉英韵府》(1874)由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编纂。为了明确《汉英韵府》的南官话音系性质,文章分两个方面进行比较:一是与本土的韵书《正音通俗表》比较;二是与传教士的著作《南京官话》比较。通过比较发现,《汉英韵府》南官话更多体现的是一般认为的官话特点,而并不等同于南京话。

再论钟秀芝《西蜀方言》的入声和基础音系问题

对于钟秀芝(Adam Grainger)的《西蜀方言》反映的官话基础音系,甄尚灵(1988)、梁德曼(1993)均认为是19世纪末的成音。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撰写的《官话方言语法》(1857/1864)记有19世纪中成都官话古入声字的读音,认为甄、梁所言的《西蜀方言》的官话基础音系的结论有可商榷的余地。文章结合艾约瑟著作的记音和现有的四川方言调查材料,重新探讨《西蜀方言》的入声及其基础音系的问题。19世纪中期的成都官话入声已派入阳平,与19世纪末出版的《西蜀方言》还保留入声调有所不同,而该字典的少数入声字有读去声的例证,梗通两摄的入声字有异读的情况,这些入声字的变调和异读的现象反映了成都附近地区方言的特点。

“汉民族共同语”多人谈

今年是普通话推行60周年,清华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于2016年6月11日主办"汉民族共同语研究"工作坊,主要议题:1.从六朝至明清,什么是汉民族的共同语?什么是"汉儿言语"?它们和明清的"官话"是什么关系?2.20世纪初的白话作品的语言基础是什么?3.今后的汉民族共同语(书面语和口语)应朝什么方向发展?本刊通过张美兰教授邀请了部分参会专家就以上问题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方言通语断域断代兼及“南京话”

方言史、通语史等问题,一般都会被认为是音韵学专业以内的问题,其他专业的人很难深入地去进行探讨。但是,这个问题与"语言规划史"研究又关系密切,谈"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的人常常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方言、通语这一类的名词。在论述明代通语的时候,"南京官话""南京话"都是重要的关键词,我们在此简单提及这两个名词,但没有能力去深入分析它们,所以,文章的标题用"兼及"来表述。"通语史""方言史"的研究很重要,学者们适宜秉持为了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立场去研究这些问题。

从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看“南京”、“南京话”问题

以日本汉语教育史为依据推断出南京官话的地位在清朝晚期才被北京话取代的说法,值得怀疑。这一说法主要是源于三个误解:首先,在江户时代,日本教的汉语(唐话)只有南京官话一种;其次,把江户时代所谓的"南京"当做现在所说的南京;第三,19世纪后期(清朝晚期),日本朝野的汉语教学几乎同时由南京话教育转变为北京话教育。根据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来看,从江户时代一直到明治时代初期在教了"南京话"、"南京官话"之后日本汉语教学转换为北京话教育,是事实,但是并不能据此证实南京官话在清代占有标准地位,一直到清朝晚期才被北京音取代的说法是正确的。

云南官话的来源及历史层次

学界普遍认为云南官话与汉族移民有关,但至今尚存各种疑问:云南官话形成的时间是唐代、元代、还是明代?云南官话来自明代南京官话的传说是否有可靠证据?唐代入滇的汉语方言与主体云南官话的关系如何?本文通过历史文献考察和语言特征比较,详细论证了如下观点:现代云南官话的主体源自明代南直隶官话(不限于南京方言),滇西丽江等地的老派汉语可能是唐代南诏贵族所学汉语异化流变的结果,与主体云南官话的来源和历史层次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