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与分化:近代“社会”的生成重构与南京政府民众政策的策略选择

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政治观念推动下,中国民众的主体意识开始自知自觉,带有公共空间意义的现代“社会”逐步生成。南京政府时期,以社团为载体的现代组织方式,推动了社会实体——“民众”力量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同时,社会团体的大规模兴起与蓬勃发展也推动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进行重构。南京政府因“害怕民众”而极力消解民众力量,避免“社会”的组织化、实体化,民众政策从“运动民众”走向“训练民众”,始终以多种方式全面“控制民众”,以灌输“党国”意志为根本进行“重塑社会”。其民众政策无法发挥与民众合作、互动的良性效能,最终将民众推向与“国家”和“政党”相对立的一方,造成国家与社会的分化、政党与民众的疏离。

论南京政府转向抗日的原因

华北事变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一个从妥协退让到决心抵抗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开始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于１９３６年７月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促使南京政府转向抗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取决于三个方的因素：日本的侵华政策和行动、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英美苏等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上述三方面因素在１９３５年下半年和１９３６年上半年的变化发展。

略论南京政府抗战前的国有经济政策（1927-1937）

国有经济政策是主权国家的政府机构制定和推行的政策。南京政府成立以后,是不是要建立由国家直接控制和经营的国有经济事业,成为新政权面临的重大战略决策。文章探讨和论述了南京政府国有经济政策形成的渊源和背景,国有经济政策形成的路径及其基本内容以及国有经济政策的执行与实施。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南京政府对国有经济事业的努力与尝试,还是收到了一定历史成效的。

三十年代南京政府对私塾的改造述论

三十年代对私塾的改造,是使我国这一传统的教育形式向现代教育转化的重要一环。本文主要阐述了三十年代私塾存在的基本概况、分析了私塾存在的原因及弊端、叙述了南京政府对私塾改造的基本措施,分析了改造私塾所产生的积极成果。

南京政府时期中医政策法规述评

南京政府时期中医政策研究是南京政府时期公共政策研究兴起以来开掘的新的研究领域之一。南京政府执政 2 2年中 ,公布了 2 6部 (条 )有关中医的行政政策法规 ,内容涉及中医师资格认定、考试、开业、中医师医德规范与法律义务以及公会管理等 ,由于其颁布的一系列有关中医的政策法规 ,或是在中医界不断抗争下 ,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而做出妥协的产物 ,或是由于形势所迫采取的应激措施 ,因而它们普遍缺乏前瞻性 ,被动应付的特点比较突出 ;但是 ,这些政策法规中所包含的合理的内容 ,有助于中医管理近代化水平的提高。

试论南京政府时期我国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性特征及其成因

经济结构二元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主要特征。南京政府时期,二元结构性也是我国农村金融的重要特点。本文论述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农村金融二元结构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南京政府初期的“青年问题”:从国民识字率角度的一个分析

南京政府在它建立前后就面临着由青年学生掀起的此起彼服的政治风波。戊戌以来政府和许多知识界领袖期望通过普及教育去追求中国的现代化 ,却由于政治秩序的衰败 ,使南京政府在一时无法吸纳已经广泛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而飘摇崩溃。本文屏弃简单的价值判断 ,从识字率这个角度分析教育的扩张为什么会引发复杂的出乎预期的历史后果 ,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论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制定与调整，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统一 全国的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财政体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 要的一步。从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划分的原则、平衡性及两者的规模比例等方面来看，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划分较为合理，但这一划分仍有许多不足。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妇女离婚问题——以江苏省高等法院1927-1936年民事案例为例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妇女在法律上拥有与男子平等的离婚权利,但是,从原因来看,妇女提出离婚诉求主要是因为男方的虐待、遗弃以及疾病,并且,在通奸问题上,男方与女方有明显不同的表现。妇女的离婚不仅受到了法律上证据问题的困扰,还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在离婚后的妆奁与抚养费用上,妇女的合法权益一般得到了法院的保护。

南京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动因探析

深入探讨了南京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动因。指出南京政府热衷于推行"地方自治"的动因主要有三:直接动因附会孙中山的建国理论;历史原因迎合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潮流;深层原因推行"地方自治"适应了南京政府对基层社会加强控制的需要。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外交析评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之评论已有多文见诸报刊,然于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的外交方针,目前史学界尚乏深入研究.这一方针,当时曾遭到国内外诸多指责,南京政府却奉行不移,并欺骗了部分舆论.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试就这一方针的产生原因及对其之评价,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欢迎批评指正.

略论南京政府首次纪念孔子诞辰活动

１９３４年，南京政府首次举行了纪念孔子诞辰活动。本文对其特点、性质及影响等。

略论南京政府初期对土豪劣绅的打击-以江苏北部为例

民国时期,土豪劣绅是中国社会中最落后、反动的势力,成为国民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南京政府初期,继续推行打击土豪劣绅的政策,不发动民众,单纯依靠地方政府和党部,通过特种刑事法庭对之进行惩处,目的在于改造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削夺士绅阶层的传统权威,为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扫清障碍。通过打击,江浙等地的传统绅权已从县级退出,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得到巩固。

1933～1941年南京政府与国联技术合作述论

1933～1941年南京政府为增强抗战实力，对国联实施“经济外交”政策，通过技术合作谋取国际社会的经济技术援助。技术合作首先在交通、水利、农村建设、文化教育等领域展开；“七七”事变后国联派出防疫队，帮助中国建立卫生防疫体系，积极预防和控制各种流行性疾病的传播。

《大公报》与南京政府初期之裁兵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随着北伐成功以及中国形式上统一,裁兵运动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大公报》认为裁兵不仅反映了民众呼声,亦是救民众于灾难之中的一项重要行动,遂担当起舆论鼓吹的角色,为裁兵运动大声疾呼,力图促进各界人士共同推动裁兵事业取得应有之绩效或实质性进展。该报详细报道了裁兵运动发展的全程并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此次裁兵的缘起及其失败的后果。

南京政府时期的湖南省县政

湖南省县政,在以何键为首的新军阀当局的政治设计中,是作为清乡体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发挥作用的。团防建设在湖南清乡体系中,属于县级行政的重要行政职责。区域联防是清乡体系中县政的自然延伸。湖南县级地方的社会组织基础,被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军阀当局孕育于对保甲制度的恢复与强化中。清乡体系的完整,尤其是对清乡体系中县级行政这一基础环节的着力营造,保证了湖南清乡成绩的整体绩效。在湖南新军阀当局把巩固清乡成果的希望寄托在县级行政机构的同时,县级行政机构和团防的腐败问题又在不断侵蚀着清乡体系的机体,制造着新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

南京政府时期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

南京政府前期的十年,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和新兴工业资本家群体的崛起,工业界开始谋求建立独立于商会之外的工业团体,以更好地代表工业资本家的利益,维护其权利。抗战爆发后,由于内迁厂商团结力量以图生存的需要,加之国民政府对民族工业大力扶植的政策,后方出现了很多区域性工业团体。四十年代全国工业协会的成立是工业界团体组织的一次有效整合与动员。工业协会以建立独立于商会之外的法定工业职业团体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努力推动《工业会法》的颁布,使工业界长期以来对商会的离心力发展到极至。而种种迹象也表明,此时的商会除在立法上占有优势外,其在工业界的影响已渐呈颓势。

民国时期南京政府外债研究概述

外债问题是民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取信于各国列强及外国资本集团，只得承担了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所有外债负担，折合国币达74447593．98元。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平衡预算，南京国民政府从1930年开始举借外债，到抗日战争发生时，外债呈现日益增多的趋势。截止至1949年，借债额共达306800000元，可以说，外债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的重要支柱。本文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国外债史研究勾画出一大致轮廓，对未来研究的发展做一简单展望。

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设计的演变

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遵照"总理遗教"的名义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场运动与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地方自治"的制度设计是整个"地方自治"的基础,南京政府时期地方自治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最初设计的制度由于"过于理想",而没能真正推行。随后,南京政府对地方自治制度不断进行修改变通,直至"纳保甲于自治之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整合了此前实施的基层管理制度,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推行了"新县制"。南京政府"地方自治"制度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不断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