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南京教案起因再探——以西方殖民活动为视角

晚明南京教案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教案。关于这次教案的起因,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佛耶冲突、晚明党派之争、中西文化冲突等方面。实际上,晚明中外局势下西方殖民活动的威胁亦为南京教案爆发的一个重要诱因,只是学界迄今仍鲜有论及。

晚明“南京教案”探因

南京是晚明耶稣会士传播福音的重地。明万历四十四年七月 ,南京发生一起逮捕耶稣会传教士及天主教信徒数十人的事件 ,史称“南京教案”。以南京礼部侍郎沈榷为代表的明保守派官僚联合某些佛、道人士发动了这起教案具有文化排外的性质。它是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晚明党派斗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激烈冲突——明季《南京教案》文化背景剖析

南京教案作为明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反对天主教的运动,其间曾出现许多批驳天主教的文章,这些驳论性文章从广泛的领域向天主教发起猛烈攻击,反映了中国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激烈冲突,其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几乎涉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各个领域,或者说此后三百余年所有中西文化冲突,都可以在此发现端倪,觅其萌芽,因此非常值得加以深入研究细心体味。限于篇幅,这里谨撮要胪列如下:

南京教案与福建教案对明代天主教传教行动的影响

过往学界在论及明代南京教案和福建教案缘何发生时,都将原因归结为东西二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及其政治压力。虽然这两次教案有着极其相似的过程,但导致二者发生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就南京教案来说,主因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集权政治的危机感,从而促使集权政治对影响日益扩大的天主教传教活动进行打压;福建教案发生的,根源在于耶稣会士本身传教策略的失误,而这一策略导致下层百姓与耶稣会士之间的疏离感,也造成了下层百姓对于耶稣会士的排斥。

西方传教士布教策略的演变与晚明南京教案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带来了以基督教神学为主要内容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特质迥异的西方文化。两种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势必会引起冲突,南京教案就是晚明士大夫所发起的对西方天主教的首次驱教运动。分析南京教案的起因及结果,将有助于说明西方传教士所布讲的"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时人所接受,也将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教及基督教间的融汇与冲突。一、西方传教士布教策略的演变15、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在欧州各国迅速成长,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随之勃兴.受到挑战的天主教罗马教廷为了与新教相抗衡,注意培养博学的牧师,并派遣耶酥会士前往南美、非洲和亚洲,以寻求新的立足点和争取信徒。其中一部分耶稣会士便梯山航海,来到中国。

晚明南京教案剖析

明末耶稣会士来毕,带来了以基督教神学为主要内容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特质迥异的西方文化。两种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势必会引起冲突,南京教案就是晚明士大夫所发起的对西方天主教的首次驱教运动。分析南京教案的原因及结果,将有助于说明西方传教士所布讲的"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时人所接受,也将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教——基督教间的融汇与冲突。

明末南京教案在中国教案史研究中的“范式”意义——以南京教案的反教与“破邪”模式为中心

"南京教案"是中国教案史的首出一案,也是明末最激烈的一次中西冲突。发生在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这场"南京教案",大致由"朝廷弹劾"、"武力介入"、"士绅动员"三个环节组成。它体现了"官绅一体化"的反教模式,具有中国教案史研究的"范式"意义。"南京教案"所表现的"诬天废祀"、"淫妇女谋不轨"、教堂内"诳世邪术"三种"破邪"范式,是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一种排异机制被激活的结果。学者们的反教言论,教案爆发,禁教令发出,都是排异机制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南京教案"正是这种排异机制过分活跃而形成的变态反应。"南京教案"所引发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上的,这一点与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洋教士的活动不同,其涉及了中西文化交往中许许多多深刻的原因,并不像以往研究者解释得那么简单。它的运作方式,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必要。

论徐光启的信仰与政治理想——以南京教案为中心

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连上三份《参远夷疏》,掀起晚明以来首次大规模教案。奉教士人徐光启挺身而出,撰写《辨学章疏》《具揭》等,不止是为保护西洋传教士,也是为个人的信仰与政治理想辩护。尽管四名传教士遭驱逐,天主教传教事业被迫转入地下,但徐光启从未放弃过对扭转局面的努力,通过招募葡兵、任用传教士修订历法等方式,在这场本质为清流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中终获胜利。本文将徐光启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分析他在南京教案期间的表现,并以此尝试恢复徐光启的完整历史形象,以纠正以往学界将徐光启的科学家、教徒和政治家等身份割裂开来的研究倾向。

所谓“暗伤王化”:南京教案与晚明司法

晚明之世，中国已步入全球化巨流，在世界经贸与文化交荡之间发展自生。欧洲之耶稣会士正在此间来华，带来西洋新知，却同时冲击中华之纲本伦常。于是乎，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漉首先发难，以“阑入都门，暗伤王化”抨击西洋教士，四方继而响应。终于，西教被目为邪党，信徒遭拿问拘禁，是为“南京教案”。此诚为晚明中西文化冲突之大事，亦为其时政治斗争之延伸。因此一直以来，史学界有关研究在文化、宗教以至政治视角之下已是汗牛充栋。然而，此案实同是晚明涉外及宗教司法的重要案例。本文将结合中外史料，探究案件之审讯程序，刑罚判决，法理运用等，希望由此管窥晚明之司法制度之余，说明西方文化在传统中国流播之时面对何样之法律处境。

“禁止师巫邪术”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案:以南京教案和康熙“历狱”为例

明清两朝律典中的"禁止师巫邪术律"对晚明以后在华天主教的历史境遇有着深刻影响。在晚明发生的南京教案中,律文作为反教依据被首次提出,并引导了正反双方的论辩和案件的审理判决;在半个世纪后的康熙"历狱"中,以律文为基础的指控卷土重来,并最终导致了康熙八年禁教谕令的出台。本律在两次教案中的活跃表现,反映了明清之际固有法制及其文化传统与外来宗教的碰撞冲突。对教案中法制因素的关注和捕捉,为研究明清天主教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视角。

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教育的传入

16世纪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以及随之而来的西学在中国的出现和传播,标志着从佛教传来以后第二次外来文化的输入。传教士们携来大量西书、西器、西图,通过撰译著作和与士大夫们交往,给古老的文明大国带来了许多新领域的知识,不仅在当时使一部分中国人通过这些译著了解和接触了外部世界,从中汲取了变革传统、改革社会的养料,而且开西书移译为中文之先声,领近代大规模译书之风骚,即便对今天的中西文化交流仍有着现实意义。

明中后期天主教士中国交游考

明嘉靖间天主教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利玛窦等天主教士和素有“天主教三大柱石”之称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东林党人的共同努力,中西两大文明有了短暂的交流,但“南京教案”的发生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短暂的消歇。

《辨学章疏》

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连上三道奏疏,攻击天主教,罗织了传教士三项罪责：第一,变乱历法,这项指控,其实就是针对传教士进入钦天监修历一事说的,他指出,传教士依照的是远夷的历法,变乱了中国自尧舜以来就坚持的正朔;第二,传教士及中国教徒,不敬祖宗,只敬天主,破坏中国伦常,是不忠不孝的表现;第三,传教士用小恩小惠,广收＂贪愚之徒＂。

徐光启的新视野

在明末清初发生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汇中,涌现了一批具有新的眼光与新的视野的中国学者,徐光启就是其中之卓著者。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和中国“圣教”的“开教柱石”,向来为后世学人所重,但作为一个开一代学风与文风之先河的学者,却久被学界所疏。因此,本文试就徐光启文章中所运用的新词汇入手,对其新视野作一初步探讨,以助于我们对其人其作的再认识。

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羲——为纪念这位历史人物的四百周年誕辰而作

湯若望本人是一名傳教士,但他在明清鼎革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具有多重的角色意義。他因擅長天算推步和掌握制造火炮的技術而见重於中國最高當局。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和清初的順治都与他建立了極密切的關係。特别在顺治親政時期他穫得了一名西士在中國所能獲得的最高榮寵。他是明清鼎革的歷史见証人,同時也是顺治崩逝以後清朝上層權力攘奪的犧牲品。作為一個歷史角色,湯若望本身的角色意義常常為衍生出來的外在角色擔當所掩蓋,在角色与角色期望之間充滿了矛盾。 湯若望整整四十年的曲折豐富的在华經歷為研究者留下不可窮儘的課题。論者有的訿議他在華的工作不夠理想,甚至责難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方便條件促使崇禎和顺治兩位帝皇皈依上帝,这種看法恰好是未能理解湯若望的本身角色和角色期望之間的矛盾。如果說他没有成功,那不是他的过錯,而應該從中西不同的信仰原則中去尋找原因。如同許多學者所指出,中國人的宗教觀念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能不能叫没有宗教,尚待商榷,但認為中國文化的人文特點並不以確立終極信仰為條件,則是無可争辯的事實。也可以說我們重視崇拜,不重視信仰。不敬祖宗的罪过比褻凟神明要嚴重得多。從根本上說,中國缺少有利於宗教發展的合适的土壤。佛教所以能夠在中國立足,那是因為佛教經过了漫長的中国化的过程。佛教的本義是使未覺悟者獲得覺悟,基督教則可以說是覺悟後的信仰。佛教是自性假定,从自我出發;基督教是他性假定,从上帝出發。佛教追尋的是果,基督教追尋的是因。比较起來佛教更接近中國人的傳統思維特性。正因為如此,我們寧願撇開困擾明清之際各派傳教士之間的“禮儀之争”,而對利瑪竇開其端、湯若望继其後的探索基督教与中國固有文化相融合的嘗試,給予高度評价,並充分肯定湯若望在這探索的路上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的意義。

明末天主教儒者杨廷筠(续)

三杨廷筠改信天主教后,引起憎人的嫉恨。行元和尚首先著文攻击廷筠。他在《为翼邪者言》一文中就含沙射影地指出:“独奈何夷族之讲求占礼者,我中国之韦编;夷书之撰文辑序者,我中国之翰墨也。……迁乔入幽,用夷变夏,噫嘻嗟哉,是尚可忍言乎?”又曰:“余固深咎中国之人行乎天教,而尤痛咎行德之人,叛乎正教也。正教叛而天教行,礼义文物之邦,阿异侏(亻离)

宗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以徐光启信仰天主教为例

徐光启是明末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代的天主教徒。由于他是当时入教的最高官员,并在南京教案中竭力护教,所以被天主教称为“三柱石”（其余为李之藻、杨廷筠）之一。对于上述事实,学术界一般是公认的,没有多少歧义。不过对徐光启信仰的真诚性问题,却有不同的理解。民国时期就有学者指出：徐光启“从事西教,思窥其象数之学，以救汉宋以来空言论学之失”。

1993年明史研究概况

１９９３年明史研究概况万明１９９３年明史研究继续发展，成果显著。本年度的学术活动主要有：１月在吉林召开的“海峡两岸明史学术讨论会”，８月在西安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１０月在昆明召开的“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１１月在泉州召开的“纪...

“我的祖先熊三拔” 意大利驻沪总领馆文化处处长倪波路访谈录(续二)

三、三拔蒂尼是意大利一个望族由于20多年的外交生涯经历,倪波路先生通晓法、英、西班牙语及中文和阿拉伯文,他告诉我,中国的日常生活用语他能听得懂,只是太深的专业名词还需翻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