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调查取证——以日军南京暴行为中心

1945年12月6日,国际检察局美国团队抵达东京,随即开始了法庭选址和起草《特别通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等前期工作,建立了调查处、文献处等机构,划分、确立了调查时段及重大事件。翌年,随着各国团队陆续抵达,成立了由11国检察官及若干核心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协助决策和协调起诉工作,并确立了文件收集、实地调查、审问或询问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方法。国际检察局调查人员审问了参与进攻南京的日军高级指挥官,面谈了驻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及去过南京的作家,翻译了德国外交文件,调取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档案原件,并三次前往南京实地调查取证。通过上述机制和方法,调查者还原了日军占领南京的过程及随后发生的暴行。在不长的时间内与南京暴行有关的主要证人和证据被纳入调查视野并获得了相关的证据,这也奠定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基本史料和主要框架。

小川关治郎证词的再检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暴行罪被告方证词检证之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法庭)审理南京暴行案时,由于证据的限制,对被告方提出的证据未能进行有针对的质疑,从而对法庭判决和日本民众对东京审判的认识都产生了影响。由于专司处罚犯罪的法务部长的特殊身份,加上并未完全否认日军暴行,带给证词不尽是作假的色彩,小川关治郎的证词在辩护方证词中显得较为客观,以至于检方和庭方都未提出任何质疑。通过比对第十军法务部日志、中支那方面军军法会议日志和小川关治郎日记等事发时第一时间的日军军方记录和小川自己的记录,证明小川在东京审判所作的证词为伪证。

南京暴行:日军行为背后的制度安排

"模拟血缘关系"的属性使日本人极易形成集团的集合及等级观。其在军队的表现形式为:内部虐待盛行与为"家庭成员"复仇的现象并存。饱受虐待的士兵在异国他乡往往对外族人表现出加倍的暴虐;"家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因而日本士兵普遍对中国人持歧视和鄙夷的心态;以神话、绝对化、家长化为特征的天皇体制使中间权力相对化,这使得日本各级军官及士兵在战场上常常表现出异常的"主动性"。在上述"制度安排"的综合作用下,在经历了上海血战后,当南京守军拒绝不战而降时,南京暴行也就在所难免。

抗战期间《纽约时报》关于日军南京暴行报道探析

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前后,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通过其驻南京记者、留守于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等西方外籍人士送出的日记、信件以及援引其他媒体的消息等多种方式对日军南京暴行进行了较为密切关注与报道,真实记录和揭露了日军轰炸南京、大规模屠杀军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等暴行。《纽约时报》关于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不仅在世界舆论界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而且作为见证日军残暴罪行的第三方史料,有力驳斥了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和歪曲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谬论。

东京审判对南京暴行的审理模式与历史记忆

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对实施南京大屠杀等战争暴行的日本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进行的国际刑事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被国际检察局指控纵容日军南京暴行的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7名被告人构成战争罪,但并未采纳国际检察局提出的第45项诉因,且采取的审判模式、适用罪名、归责理论等都与纽伦堡审判有所不同,这使得“文明的审判”成为日本“虚构派”否认南京暴行甚至攻击东京审判的借口。加之美国占领时期对日本国民造成的心理影响、日本右翼的攻击、“不记忆文化”和极端相对主义思潮的冲击等,导致南京暴行审判历史记忆的模糊与传播困境。因此,需要多方破解东京审判历史当代传播的难题,走出战后历史记忆的误区。

日军南京暴行与罗斯福的反应

1937年9月下旬日军对南京地区的轰炸高潮后不久,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隔离演说",暗示要对日本实行制裁。在"隔离演说"的鼓舞下,国联代表大会通过了谴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条约义务的决议。"帕奈"号事件后,罗斯福以此为契机,制定了封锁日本、对日本实行禁运的战略。1938年1月,在收到反映日军暴行的电报后,罗斯福指示向媒体透露日军暴行,考虑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财产,试图以此扭转美国孤立主义的倾向。尽管罗斯福对日军暴行作出了反应,但在具体落实时却显得十分谨慎、拖延和克制,其主要原因是受到孤立主义思潮的制约、国会反对意见的影响,同时,影响美国民意的策略、罗斯福个人领导风格等也是重要的因素。美日最终走向战争的具体诱因之一是美国逐步对日本实行石油、废钢铁等物资的禁运及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这实际上是罗斯福"隔离"战略的落实,而"隔离"战略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日本的侵华战争,特别是日军的南京暴行。

侵华日军南京暴行与美国抵制日货运动

侵华日军在占领南京前后令人发指的暴行传到美国后,美国民间出现了抵制日货的运动,1938年2月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有半数以上的民众支持这一抵制运动。传教士多年在美国培育的亲华意识和美国民众对侵略战争受害者中国的同情是抵制日货运动产生的前提;不惜任何代价避免卷入外国战争的孤立主义思潮与对日军南京暴行的厌恶是美国民间抵制日货运动产生的重要成因。一年(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的抵制日货运动造成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普通民众可以辨别产地的商品损失23.6%,更重要的是抵制日货运动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拉开了美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序幕。在很大程度上,抵制日货运动实际上是之后由美国政府实施的经济制裁的预演、准备和实践。

抗战期间《泰晤士报》关于日军南京暴行报道探析

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前后,对外严密封锁消息,而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通过其驻南京记者、援引其他媒体的消息等多种方式对日军南京暴行给予了密切关注和大量报道。这些相关报道记录和证实了日军大规模轰炸平民和民用设施、屠杀中国军民、使用毒气、强奸中国妇女、抢劫等多种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宣传和舆论作用,而且在证实南京大屠杀暴行,驳斥日本右翼长期以来否认和歪曲历史事实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

纳粹屠杀与南京暴行的研究：范式转变与比较启示

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纳粹屠杀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多样和体系化,研究范式经历了从"极权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魅力权威"的转变。这一转变将加害者从希特勒及纳粹领导层扩展到整个德国社会,进而产生了颠覆性的结果,即第三帝国的犯罪不仅是大规模受害者意义上的"大",而且还在于参与者的多;这一转变还揭示纳粹屠杀的受害者不仅仅是犹太人,还包括境内外大量的非犹太人。这一事实表明除了反犹主义外,第三帝国的系列意识形态信条,如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构造了众多德国人愿意参与纳粹犯罪的条件。民族主义的心态和认同导致了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共有的人性感的降低,进而导致后者的道德标准的丧失;殖民活动与种族上的"他者"的出现使优越感和轻蔑的态度盛行,这些心态提供了纳粹屠杀和南京暴行比较研究的重要起点,而殖民地经历及暴力制度文化则是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

东京审判对南京暴行的审理模式与历史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华日军制造的泯灭人性的针对战俘与平民的大屠杀,也被称为“南京暴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通常所称的“东京审判”,对实施这一战争暴行的日本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进行了国际刑事审判。这场审判意图通过设立先例来阐明战争的犯罪属性,同时传递出今后发动战争将被置于刑事起诉之下的决心。但是,这场审判在中国和日本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议。

拍摄日军南京暴行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中国的不平凡经历

2007年11月初,许多中国媒体报道了一则来自日本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反诉日本右翼作家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东京法院判决：东中野修道和出版商展转社对夏淑琴女士构成了名誉侵权,需支付赔偿金400万日元。审判中涉及的一部被称为《南京暴行纪实》的原始纪录片,成为夏女士控诉日本法西斯并直接暴露他们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的谎言的有力证据。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者,是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约翰·马吉牧师。

“帕奈”号事件的原因及后果

1937年12月12日，日机炸沉“帕奈”号等美国船只的事件是日军故意所为，下仅日本海军，日本陆军也参与其中。日军攻击的动机十分明确：一是阻止任何被怀疑载有中国士兵的船只逃离南京，以实现在南京围歼中国军队的战略；二是以武力将西方人士赶出战区是日军上下持有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帕奈”号事件的解决方式对那些故意实施攻击的日本军人无疑是一种放纵，其隐含的逻辑是日军在南京清剿中国军队时不必理会外国机构，包括使领馆的特殊地位。对南京的中国军人和平民而言，这意味着惨遭屠杀、强奸、抢劫等。“帕奈”号事件是日军南京暴行重要组成部分。

战争叙事与文学翻译: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在中国的传播

石川达三在南京、上海随军采访后写下的《活着的士兵》,揭露了日军进攻南京前后的种种暴行,是对南京沦陷的一种文学再现。该作品在日本遭禁,但迅速由张十方、夏衍、白木译至中国,数年间多次发行,被视作足以激励中国军民抗战的一部作品。改革开放以后,在战争历史记忆遭遇遗忘、扭曲和日本政府逃避战争责任的时代背景下,《活着的士兵》再度被译出。该书的中译本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社会意义,并满足社会需求,其翻译、出版历程彰显出译者及出版机构在抗战时期及和平年代勇担社会责任的可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