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补史到新证——试论阮元《南北书派论》的学术基础

阮元《南北书派论》在古代书法文献发展史上很有代表性,是第一篇具有一定学术性质和现代学术意义的书法史学术论文,开启了古代相对独立的书法史研究的先河,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书法史观与史论。

阮元与《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

中国书法史上，清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由于清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清代中、后期书坛渐成碑学兴盛、帖学衰微的格局，从而影响到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书法观念和创作。在这个转折时期，清代学者阮元以其显赫的政治和学术地位，对清代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称他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为。

清代褚遂良书法形象的建构——兼论阮元《南北书派论》中褚遂良的归属问题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唐太宗朝以忠正直谏闻名,唐高宗时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旧唐书》云其"博涉文史,尤工隶书"([1]),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家"。后世学楷书欲求变化者,多从褚书取法。褚遂良对唐代书家影响颇深,薛稷、颜真卿均得其传,刘熙载誉其为“唐之广大教化主”。

刘咸炘南北分派书学思想研究

刘咸炘著作中有不少关于南北分派这一书学思想理论的系统研究,反映出刘咸炘对这一书学分派思想的思考。南北分派这一书学理论是由清代学者阮元提出,刘咸炘在其理论的基础上,又借鉴西方的文艺哲学思想,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将刘咸炘著作中关于南北分派的思想进行整理归类,详细论证,对于系统、成体系地阐述他关于南北分派理论的思想以及他的观点,对书坛研究南北分派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欧阳询、虞世南与魏晋南北朝的书学传统(上)

欧阳询(557—641)与虞世南(558—638),同为冠冕唐初的重要书家,二人基本同龄,都有由陈入隋、由隋入唐的人生经历。人们在谈论这一时期的书史时,免不了将二人进行比较(图1、图2)。除了直接比较书风,论者也着眼于欧、虞的书学来源,如阮元(1764—1849)在《南北书派论》中,将欧、虞分别划入南北两派的谱系中:南派由锺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

略论阮元的书法理论与碑学派的兴起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保存了隶书的古意，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首倡碑学。经包世臣、康有为的倡导和宣扬，碑学兴起，盛行于清代后期的书坛。

对阮元书学属于“碑学”之观点的检讨

阮元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的书论将魏晋直至隋唐的书法分为"南"、"北"两派,并在书法史上首次系统梳理"北派"书法的发展脉络。因而,在一部分书法史家看来,阮元发现了书法历史发展长河中"碑学"和"帖学"两条事实存在的支流;

阮元书学思想刍议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云台(或芸台),又号揅经老人、雷塘庵主、节性斋老人、颐性老人、北湖跛叟等。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出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历任兵、礼、户、工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拜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傅衔,死后赐谥文达。阮元善书画,精鉴定,一生取得了诸多成就,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金石、书画、天文、历算、舆地。

马宗霍的书学观——马宗霍及其书学著作的学术史考察(上)

《书林藻鉴》与《书林纪事》（[1]）为著名学者马宗霍（1897—1976）一生在书学领域的主要著述。马氏较为＂精＂＂纯＂的学术路径使其远不及同时的许多学人在坊间歆享盛名（[2]）,以二著为代表的相关著述或因体例与撰述思维上的某种＂滞后性＂而未能在一些学者笔下荣膺佳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著作迄今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生命力,取资援引不乏其事（[3]）。欲对其人其著形成客观的认知。

书学研究与海南书法事业

创作与理论批评是文艺事业不可或缺的两大组成部分,因为理论与实践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指导实践。没有实践也就没有理论,没有理论也不可能及时总结实践的经验教训,从更高的高度去指导和引领实践。文艺创作实践与文艺理论批评自然也不例外。

论民间书法与名家书法

最近十多年,我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三代金文、秦汉简牍帛书、汉魏六朝碑版和敦煌遗书,所有这些研究对象虽然字体不同,但是在非篆非分非楷的兼容性上有相同之处。它们的风格面貌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以稚拙奇肆为主要特征。而且,它们都是在历史上被人忽视和遗忘的作品,对当代书法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因此,当我综述它们的时候,使用了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民间书法,并对它作了一番界说和阐述。我认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建立在千百万人的社会实践之上的,人们在写字的时候,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审美意识流露笔端,多一笔,少一笔,粗一点,细一点,大大小小,正正侧侧,形成千差万别的风格面貌,其中,当某些风格面貌与时代精神契合时,会特别引人注目,经过杰出的书法家的进一步加工完善,提炼为典型,然后经过多数人的附和,衍生为流派,称誉当时。

论阮元的书法理论及其碑学成就

帖学派书法经隋、唐、宋、元、明各代逐步形成、发展、完善 ,到清代前期盛极而衰。阮元应时之需 ,撰《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系统地总结分析魏、晋以来书法的变化 ,将其划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论述了碑帖的形成及其特点 ,认为北派才是书法的正传 ,保存了隶书的古意 ,而北派书法又源于碑石 ,因此主张学习书法应以习碑为主 。

毛泽东书法艺术刍论

在中国书法史上,若论振兴狂草艺术的成就和贡献,毛泽东当是继张旭、怀素之后的一座巍峨的高峰。诚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也”。而“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研究毛泽东,无疑应包括对他的书法艺术的研究。本文谨从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略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论民国时期的书法

中国书法史和书法理论的研究,在今天越来越受到书学家们的重视,发表了许多具有卓识的著述,但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些研究显现出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对于古代书法的许多方面都进行了条分缕析,而对于近现代书法,特别是民国时期的书法研究几乎成为一个断带。除了个别的民国书家介绍外,系统地论述至今尚无,或许是由于资料的零散、稀少,或许是对进一时期的书法发展有着不同的认识。我以为民国时期的书法史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了不起的时代。不少书风直接影响着我们今天的书法创作。

书法教育的再认识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的可考的历史,……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的要算中国书法了。更动人的是,我国古代就有着较丰腴的“书法教育”体制,本文试图从古代书法教育的一个侧面,反映华夏民族历代革新进取的精神。对于历史文化,一位哲人说过:“人们拍打去其间凝聚者的灰尘,便会露出灿烂的金光”。文字产生后;随着文化知识的日益丰富。

读何绍基楷书《前后赤壁赋》

何绍基的书法,《清史稿》称其"运肘敛指,心摹手追,遂成一家,世皆重之。"对于这样一位书风独特、书艺高绝的书法家,人们是很难忘记的。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道州,晚号蝯叟,别署东洲居士、猨臂翁,湖南道州(今道县)人。其父何凌汉曾历任工部、吏部、户部尚书,追赠太子太保,谥文安。家学渊源。

书法史的转向:金石学向碑学书法的趣味过渡

北宋年间兴起的金石学,成为一种文献考据与研究方法。到了清代中晚期之后,扬州画派的代表人物开始在其书法之中,寻找字体差异的趣味,同时将残碑剩碣的拓制效果,作为书法之中高古的趣味来演习。之后,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人,对北朝书法从理论上,构建了这种趣味转向的必然性。从南北书派的划分,到北碑审美趣味、审美品阶、审美内涵的形态营造,终使这个被追认、被赋予、被建构的意义系统,得以真实实现。

先父黄永年教授在书法史研究方面的造诣

先父黄永年教授为史学名家,特别是在北朝隋唐史、历史文献学研究方面贡献甚夥,这已为学术界所共知。但是他擅长书法、篆刻,且对书法史颇有研究,却少为人知。而其有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书法研究的论文《王羲之书师法锺张》《〈兰亭序〉为梁陈人书》《南北书派异同》《晋唐小楷不可信》《唐人楷书述论》等见载于《黄永年谈艺录》,下面围绕这几篇论文,谈谈先父对这一时期书法的一些看法,祈请方家指正。

融会碑与帖——何绍基的书学思想

何绍基是一位兼收并蓄、思想通达的学者书家,对碑刻的搜访与评价不囿南北,对书家的评价也不囿派别。他以自己的眼光来观察、审视南北书迹之高下优劣,显示出客观、公允与平和的心态,而他之所以能在书法实践中走碑与帖融会的道路,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与心态。

书法名著选讲(连载之五)

五、碑帖碑谓碑刻,帖谓法帖,俗亦通称碑帖。碑的名称,始于周代,原有三种作用:一为用于宫廷,以测日影,以定时刻,有如后之日规(或称日晷仪)。二为用于寺庙,以为栓马之石。三为用于墓地,为下棺时所需,其形如碑,上有穿孔,立在墓道四周,下棺时以作纤绕。可见早期的碑,并无文字。到了秦代,秦始皇东游,登泰山,刻石记功,称作刻石,有碑之义而无碑之名。东汉初年,有于墓地碑石上刻辞者,只在记事。到了桓帝、灵帝时际,立碑刻辞之风大盛,始有今日形式的碑刻,这就是碑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