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南北分治多于东西分治的经济解释

中国古代统一是历史的主流,但分裂也多次出现,而且古代多南北分治少东西分治,南北分治的分界线往往是淮河而不是长江。究其原因,是因为南方自然条件好、经济结构优、北方人口南迁、政治中心转移、外界环境等因素,导致南方经济区不断发展,逐渐能与北方经济区相抗衡,这才为南北分治打下了经济基础。

从大国共治到南北分治——从沙姆沙伊赫大会看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进程受阻、气候治理驱动力不足的背景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沙姆沙伊赫大会)的召开无疑为各国继续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注入了信心。此次大会体现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正经历从“大国共治”到“南北分治”的转型:以中美为代表的大国在气候领导力、1.5℃温控目标、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气候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分歧不断扩大,大国间气候治理合作停滞;同时,发展中国家一致认为发达国家应为全球气候变化负责并为受害国提供赔偿金,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形成对垒局面。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同时提升自身的气候韧性和制度性领导力,妥善应对“南北分治”的新局面和新挑战。

从巡抚兼理河务到南北河总分治--清前期河政体制演变研究

清初继承了黄运分治及河南巡抚兼理河道的制度,并不断扩大推广巡抚的河权。这虽然有利于就近调集地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强地方印、河官员的互相调配,但也存在着缺乏治河的能动性、专业性和整体性等弱点。在总结清顺、康两朝巡抚兼理河道实践经验教训和黄运水情的基础上,雍正朝确立了河政以河总为主、巡抚为辅的行政原则,建设专业化的河政机构和队伍,统一了河南、山东的河政,最终形成了黄河、运河南北分治,由北、东、南三河总全面协调分理的专职河政体系。

“南北分治”视野下的辽代法制探析

“南北分治”是辽代政治结构的重要创举,统治者根据各地区和部族发展的不同程度,借鉴和吸收中原先进的组织和管理模式,结合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开创出了“以国制待国人,以汉制待汉人”的特色国家管理制度。辽朝在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间建立了不同的司法管理制度,设立了不同的司法管理机构,采取了不同的刑罚处罚方法。本文从“南北分制”的角度入手,通过研究辽朝南北司法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变化,了解契丹法制的发展历程,从而找到辽朝能够维系二百余年封建统治的司法根基。

近代齐鲁名医张伯龙中风学术思想探析

张伯龙是近代齐鲁名医,与张锡纯、张山雷并称“近代三张”。张伯龙博采历代医家学术精华,辨析了中风病名源流,汇通中西理论,探讨了中风病理机制,提出中风病位在脑,重视以脉测证、凭脉施治,确立了“潜阳息风,镇摄肝肾”的治疗大法,强调南北分治,注重调理体质预防中风。张伯龙的中风学术思想推动了清末民初中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开辟了近现代中风研究的新路径。

论辽朝“政治分治”局面的形成

辽朝太宗（927-947在位）时期，是辽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时刻。在此期间内，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一切重要内容都基本确立。但是，太宗朝所留下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影响中，也存在着“审时度势”的“权宜性”内容，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产生重要影响。例如：辽太宗时期，由于应天皇太后及其拥护者阶层的过于强大，动辄干涉国家施政措施的制定，因此造成帝、后集团的抗衡并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归属，直接导致了契丹辽朝政治“分治”的局面的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契丹辽朝体制建设的基本特点。

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两种体制——兼论风格与画派

长久以来 ,由于研究材料的缺乏 ,辽代美术的有关情况一直是美术史的缺环。通过辽代南北分治的政治体制这一线索 ,以文献中有关画家与画迹的记载为依据 ,讨论辽代宫廷绘画机构的两种体制 ,以及与两种体制有关的主要风格与画派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唐宋城市保护神二元格局的形成与分布

唐宋时期,佛教神灵毗沙门天王所具有的护城保民的特性渐渐凸显,在其不断中国化、世俗化的过程中成为保护城池的重要神灵,它和中国原有的城隍神共同成为这一时期的城市保护神,城市保护神二元化格局形成。这一格局最明显的特征是二神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了南北分治的迹象,毗沙门天王主要分布于北方城市,而城隍神主要分布于南方城市之中。这种格局的形成及其特征,既反映了唐宋时期独特的时代风貌,又对当时及以后的社会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忆渡江南下和进军大西南

1948年秋冬,在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歼灭之后,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这一天堑扼守江南,形成南北分治局面。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很快部署大军渡江南下,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同时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各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建立人民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