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南北朝佛教开拓性的力作——读《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

圣凯教授用功多年、精心结撰的大著《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①终于出版了,可喜可贺!本人并不专门从事南北朝佛教研究,作为一位佛教研究者,想从中国佛教研究史或学术史的角度对于圣凯教授的新著谈几点蜻蜓掠影式的粗浅感受。一、南北朝佛教是中国佛教史非常重要的阶段,同时也是难以有所突破的研究领域中国佛教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佛教学的传统之一,而且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1938年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佛教史》的出版,才首次确立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本来就应该具有的权威地位。

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的新阐释对山水艺术的影响

山水艺术的产生与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佛教思想与山水艺术的关联主要体现在"破""立""超越"这3个方面:第一,随着"中道"方法的传入,佛教"空"的思想对一些中国原本的语言符号、形象符号进行否定;第二,形而上本体概念的引入与本土的形神结合形成精神本体论,对中国的形神观、时空、天下、世界等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第三,顿悟的认识方式对目的与本体的解构,实现了禅意的突破。总之,中国化的佛教对形神思想的再阐释是十分成功的,对我们当今文论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的宗教性、人文性和艺术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石窟雕塑艺术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逐渐发展,是从域外雕塑艺术到中原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因此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也经历宗教性、人文性和艺术性逐渐深入相互渗透和发展的过程,并在后期隋唐宋进一步演变深化。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呈现宗教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三位一体的风貌格局,反映了佛教中国化对雕塑艺术形态的深刻影响,也印证了中原文化对外来文明吸收和发展创造的历史进程。探索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呈现的独特风格和艺术特色,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华特定历史时段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文明价值。

南北朝佛教唱导的底本

本文通过对南北朝佛教唱导之底本、资料来源、文化背景等情况的考察,重新审视了中古佛教讲唱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南北朝时代的唱导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唱导前有备用唱导底本者,他们或遵用别人写就之底本,或于唱导前自己编纂底本。一类是唱导前无唱导底本者,他们属于声、辩、才、博四能兼通者。虽然他们事先不备底本,但是他们唱导时即兴发挥的文学语言被当时的听讲者传抄并形成另一底本,即所谓纪录本。二、唱导文本所采用的资料来源多途,或取自中土经史,或抄自因缘、譬喻经及佛教类书,或录于历代碑文。三、唱导文的生存环境既受到印度因缘譬喻文学的影响,也受到中土于齐梁之世盛行的抄经之风以及作家碑赋文学的影响。

浅论南北传佛教团结趋势

目前亚洲佛教主要分为南传、北传和藏传三大佛教体系,在文化历史长河中,佛教推动了亚洲文明的发展,更成为亚洲文化中耀眼的结晶。随着社会变迁,南北传佛教以云南为中心,交流越来越紧密,文化体系相互交融,碰撞出令人振奋的火花。南北传佛教之间的交流,不单是完善两教文化内涵,促进两教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3月地论学派历经北魏至隋唐,以洛阳佛教为源头,以邺城、长安为中心,辐射今天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等一带,是南北朝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南北朝地论学派思想史》遵循地论学派"五门"的思想传统,借助佛性、心识、修道、缘集、圆融的观念体系梳理,重探地论学派丰富、繁杂的思想体系。

汉地早期造像记的发展——基于印度视点的考察

南北朝时期造像活动兴盛,随之产生的大量发愿文为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及宗教思想提供了珍贵材料。对此,学界已经积累了广泛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倾向于在中国语境下分析这些铭文,而不够重视这种造像积福思想的外来根源。功绩积累和转移的基本概念在中国没有可供比较的先例,完全是印度的进口。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外来的想法是如何被中国的受众接受的?本研究从文化比较的角度,通过考察现存最早有铭文记录的3至5世纪末这一范围,试图重建文化差异被转化和吸收的过程。通过对汉语发愿文写作格式发展的动态分析,可以观察到汉语发愿文格式中的印度要素与中国本土文化逐渐达到平衡,以及通过文化翻译使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本土化的历史过程。

讀《續高僧傳·道紀傳》

本文通過對《續高僧傳·道紀傳》的評議,對傳統所謂的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學派提出質疑,主張當時的實際是'有學無派'。對中國'信仰層面佛教'的定義作了修訂,并通過展示《金藏論》的内容揭示信仰層面佛教的表現形態及其踐行原則。文章還提出道紀將佛教的業報理論與儒家的孝道思想相結合,是一個創新,值得注意。

小南海及香泉寺石窟刻经与僧稠学行——“南朝重义理,北朝重修行”论驳议兼及净土宗祖师

安阳小南海石窟和卫辉香泉寺石窟镌刻的石经,不仅是中国佛教石窟史和石经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且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保留下文献缺载的有关僧稠学行的原始资料,它们和敦煌写本P·3559(P·3664)的'稠禅师'《大乘心行论》都显示出:僧稠既是人们熟知的禅修大师,又是一位高度重视、并且精通《华严经》核心哲理的义学高僧。'南朝重义理,北朝重修行'的论断早已成为中国佛教史的'定论',僧稠作为'北朝重修行'的代表人物,一直被简化为仅是刻苦修禅的禅师,成为'南朝重义理,北朝重修行'论的重要依据。这一结论不符合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的实际情况。学院派学者缺乏有关僧团内部修行实践的知识,没有全面地研究南北朝时期佛教修行的历史事实,忽视了南朝和北朝佛教在戒律和礼忏修行方面各具特色的重要实践,对南朝佛教的禅定修行也没有进行深入研究,轻易地做出了错误的论断。净土宗的祖师是菩提流支,因为曲折的原因被抹掉了。

东汉外来杂技幻术与佛像关系及影响

考古发现的东汉外来杂技幻术见于《后汉书》和张衡《西京赋》等记载,它们可能由游方僧人从印度经蜀身毒道而非西域道传入,游僧同时还带来了中国最早的佛像。这些杂技幻术从西南地区先后传入中原和江南地区,成为南北朝佛教行像活动的重要内容。

有关“释道安”的文献记载辨正--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为对象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引《安和上传》有关道安出家年龄与俗家所在地"常山薄柳"的记载是可信的,基于行政区考量,宜从《出三藏记集》《高僧传》作"常山扶柳"为妥;《世说新语》有郗超与道安交往的记载,其"损米,愈觉有待之为烦"中的"有待"一词虽源于《庄子》,但其前有"道安答直云",故不必作"形上"的解读,其意为僧人的生活资粮有所"依恃"或"取资";刘孝标注引车频《秦书》有关道安南下襄阳的史实可信度高,但"释道安为慕容晋所掠",应作"为慕容暐所逼"。在新野分僧众弘法时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非《出三藏记集》、《高僧传》所说"法事难立。"辨析过程并对《出三藏记集》、《高僧传》"道安传"与学界相关观点展开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