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城市功能差异与南北经济差距

文章从中心城市增长极作用差异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南北方经济差距扩大的成因和作用机制。理论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南方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及其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强,北方中心城市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则相对较弱,这种南北中心城市极化作用差异是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而南北中心城市极化作用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形成机制的影响,南方地区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主导形成城市,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构成了一个经济有机体;北方地区的城市则更多依靠行政机制向周围吸取资源,形成了一个资源向中心城市单向流动的资源堆。这种不同的城市形成机制塑造了南北中心城市的功能差异,最终导致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扩大。基于2008—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南北中心城市存在显著的极化作用差异,而这种极化作用差异对南北经济差距具有显著影响,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创新能力越强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形成机制是影响南北中心城市功能差异和南北经济差距的重要机制,越是依靠市场机制形成和扩大中心城市的地区,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创新能力越强,从而越有利于促进地区整体的经济增长。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及其趋势预测

南北地区发展问题近年来逐渐凸显,促进南北地区协调发展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Dagum基尼系数和空间Markov链方法,使用1978—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进出口额数据,测度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差距,并对其时空演进趋势作出预测。研究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南方地区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进出口额均高于北方。Dagum基尼系数结果发现,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固定资产投资额和进出口额的地区差距主要来源均为地区内差距,考察后期南北地区间基尼系数均呈现升高态势。空间Markov链结果表明,南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南方地区在人均GDP、进出口额方面向上转移概率较高,北方地区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额方面向上转移概率较高。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现象、成因与对策

构建协调我国东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是新时期促进更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根据南北地区GDP占全国比重差距的演变特征,将1952年以来南北经济差距变化划分为均衡发展、相对平衡发展、差距持续分化三个阶段。南北地区在产业结构优化与新旧动能转换、国内外市场发展水平、要素承载能力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是导致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新时期把握优化南北经济发展格局的主线,应加快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构建全面协同开放新格局,推动市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南北经济差距时空演化与协调发展--基于县域层面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研究

南北经济差距事关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大局。为明确南北经济差距时空演化情况,基于空间格局统计思想和2012—2020年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1784个县域单元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利用标准差椭圆(SDE)、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集聚图等方法和工具,分析和比较经济密集性、方向性、关联性等。结果发现:南北经济均为倒丁字型分级结构,南方经济密集性高于北方且呈上升趋势;南北经济均呈东西方向空间分布格局,南方经济方向性在减弱而北方经济方向性有所强化;南方经济具有更强的关联性,南北经济主要表现为低值集聚和高值集聚,集聚结构单一。南北经济密集性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解释了南北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而倒丁字型分级结构和LISA集聚演化情况表明,地区内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推动南北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须在明确南北经济低水平协调、方向性一致、重心距离缩短等现状的基础上,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一要推动南方地区依托优势区域构建一体化地区经济发展动力系统,加快北方地区增速换挡与城市群、增长极建设,提升南北地区内的经济密集性;二要打造倒三角型经济发展水平分级结构,夯实南北经济协调基础;三要通过硬件设施和软件条件建设,加强南北地区内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四要有针对性地促进南方地区平衡发展和提高北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着力破解倒丁字型分级结构和空间两极分化难题。

对中国南北经济差距的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西北、东北、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缓慢。国家采取一系列方针政策旨在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当人们的关注点都放在"东西差距"时,南北区域经济差距正逐步扩大。"东西差距"演变成"南北差距"这种区域差距的偏移,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如何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本文将对各省份数据指标进行实例研究,并根据问题提出合理性建议。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基于儒家文化的解释

基于GDP、个人所得税、R&D投入与专利产出及第四次经济普查等维度的数据,可以描述2010年代以来南北区域经济差距快速扩大的事实。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只是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表现,不能作为充分解释这种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在南北方地区影响的差异才是南北经济差距拉大的深刻的根源。儒家文化影响的深刻性和路径依赖性,使得北方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新体制建立和创新能力提升、开放意识、平等竞争意识、法制和科学意识等方面,整体相对落后于南方地区,从而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落后于南方地区。较小的观念意识之差,在具有区域竞争性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会被放大,中国作为大国,需要从经济和非经济角度重视南北地区经济差距拉大的趋势。

数字经济与南北经济增长差距——基于276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扩大了南北经济增长差距,即北方弱化了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这一结论在替换关键解释变量、内生性处理、删减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经济对南北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水平低、产业结构低级的地区更大。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就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影响南北差距的主要中介机制,即数字经济产生集聚效应,吸引劳动力、技术创新要素向南方地区流动,提高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吸收和运用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吸引高端要素如创新向发达城市集聚,而传统要素如资本向欠发达城市回流。基于以上结论,从加大数字经济投入力度、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区域间协作与交流等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创新驱动与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基于企业生产率视角的考察

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南快北慢"的新态势,"南强北弱"的区域经济格局在持续增强。南北方经济差距拉大的关键原因可能在于创新能力的区域分化,而地方政府对创新的重视程度与实施效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文章利用31个省份2008-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创新词汇数据,与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合并,考察南北方不同的政府创新驱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政府创新驱动与企业生产率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南方地区的地方政府对创新更为重视,实施效果更好。其次,地方政府创新驱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取决于该地区的创新投入、创新资源配置和创新环境。最后,由于南方地区具有更加公平高效的市场体系、活跃开放的社会创新思维和锐意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因此南方地区的地方政府创新驱动对企业生产率的助推作用更强。总之,文章从地方政府创新驱动的视角为缩小中国南北方经济差距提供了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诱致与扩大因素分析

将生态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突出特征之一,因此中国政府施行了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改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南北方经济差距也引发广泛关注。利用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以市场力量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消费型第三产业和生产型第三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这种产业结构优势能够将环境改善带来的正外部性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弱化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以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生产型第三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使得数字经济在南方地区优势产业门类推进迅速。门槛模型分析显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南方地区经济发展起显著促进作用,而北方地区起抑制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南北方经济发展均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但南方地区强度明显优于北方,这使得南北方经济差距呈放大趋势。因此,缩小南北方经济差距,需要加快北方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机遇的同时,推动环境改善产生的环境红利不断转化为经济效益。

市场化、南北差距及其根源——基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根源,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其中,市场化发育的区域差异是解释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线索。然而,市场发育区域差异的生成根源却未能得到恰当的处理与阐释。文章试图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维度,构建“政府管制-作物性质-逃避策略”的逻辑框架,探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背后市场发育的决定机理。文章认为,如果将市场化进程视为政府管制放松的过程,那么管制放松就可以区分为主动管制放松与被动管制放松。由可实施逃避策略所决定的被动管制放松及其所触发的市场化进程往往具有不可逆性。由此,逃避策略选择的区域差异性,将导致区域市场化发育程度的不同进而带来经济增长的差异。基于全国1997-201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由“无政府主义”的作物种植所表达的管制逃避策略,能够显著促进市场化的发育程度;作物种植差异及其所蕴含的种植文化特性,共同决定了南北市场化差异;源于2013年全面开展的农地确权,进一步强化“南强北弱”的管制逃避,导致南北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本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提供新的洞见,从而为缓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并推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中国古代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演变及协调措施

中国古代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历史演变具有特征嬗变、性质嬗变、历史嬗变三方面动态调整的内在逻辑。南北经济整合是历代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地区治理的重要目标,大运河的建成、差异化政策的实施、南北官吏流动、城镇发展与市场流通体系健全、丝路贸易等五个要素在南北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南北方经济差距的产生与扩大引发了区域经济格局的划时代转变,同时也是当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南北经济收敛性与共同富裕

区域经济收敛有利于协调区域发展,从而有助于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然而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差距由来已久。当下,从GDP总量的角度来看,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呈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态势。文章利用我国284个地级市(1) 2000-2019年面板数据,探析了南北经济差距演变情况。首先,基于σ收敛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了人均实际GDP演变特征;其次,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了南北经济收敛性,并考察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技术水平、对外开放和财政支出对南北经济收敛的影响;最后,文章从共同富裕的视角,对我国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收敛性进行探讨。研究发现:(1)南北区域经济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效应,南方内部经济由收敛演变为不具有显著收敛特征,而北方内部经济差距均呈收敛趋势;(2)适度的人力资本的流动不会导致经济发散,物质资本总体上延缓区域经济收敛速度,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收敛的作用有限,而技术水平和对外开放对经济收敛速度的影响不稳定;(3)从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来看,西北地区的经济表现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东北和西南的小部分区域也需要引起一定的重视。对此文章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更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数字化技术吸收会减少服务就业吗——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分析

研究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影响,对于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缩小南北经济差距,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首先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构建微观机理模型,阐述数字化技术影响服务就业的内在机理,其次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2008—2018年数字化技术发展水平和交易效率指标进行了测度和评价,最后运用空间计量等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定量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技术主要通过提高交易效率和增进行业分工来扩张服务就业,数字化技术从总体规模上并没有减少服务就业量,且对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就业呈现依次增强的异质性影响。由于南北方的数字化技术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南方的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北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南北经济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但进一步通过空间计量检验发现,数字化技术对服务就业的影响具有空间外溢性,这对于数字经济条件下如何缩小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地区差距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期叠加”下的内生增长

在没有发生重大经济事件的情况下,2013年起中国南北经济差距逐渐拉大;2016年起,在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情况下,南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却开始趋同。探明南北差距扩大的原因并提出解决之道是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一道难题。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的梳理,本文发现新时代南北差距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老问题。实证研究表明:1998年至2018年资本贡献了74.7%的中国经济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只贡献了8.3%,在转变资本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南北地区承受了不同的阵痛,导致南北差距扩大。在"三期叠加"阶段,南北差距扩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仅仅是导火索,其后的经济刺激计划则形成了短暂的隔离带,将南北差距问题推迟到2013年。2016年起南北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缩小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的有效性在本文得到验证。基于实证分析结论,本文认为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的集聚,以此为抓手促进创新型要素在北方的培育和高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