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融通与文质兼备——南北朝后期入北河东柳氏家族之文化风尚及其影响

河东柳氏是东晋南朝时期边境豪族代表。柳氏南迁,当在十六国“胡亡氐乱”之际,其“东眷”侨居于襄阳,“西眷”侨居于寿阳。自南北朝中后期至隋统一,其东西二眷相继北徙。“西眷”在北魏宣武帝时随豫州豪族群体入魏,东西魏分立之际再入关中;“东眷”各支代表人物自梁末至隋灭陈陆续入仕关中。作为晚渡豪族,柳氏侨寓雍、豫边镇百余年,特殊的地域与社会环境,长期的边地生活,铸就其独特的家族文化风尚。其生活习俗、士风操守、学术文化倾向等,皆兼具南北,又与南北朝士族社会的典型风尚各有异同、各有轻重。柳氏二眷北徙后聚拢于关中,凭借其代表人物的卓著干能与业绩,对西魏北周及隋之军政多有贡献,其家族顺利融入关陇集团之中。入北柳氏名士不同程度地受到南朝文化风尚的浸润,在仪表风度、学术文化等方面有所表现。其时正值北朝取鉴南学之关键时段,柳氏人物在此过程中发挥其融南北的特点,并将南朝风尚与关中地域社会结合,表现出文质相合、“辞兼文质”的风貌。

南北融通与初唐史官对文统的构建

以魏征为首的初唐史官,在隋代王通等所倡导的儒教思维影响下,吸取前代文风改革失败经验,确立了以"文质彬彬"为标准的正统文学观念。这一观念虽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但在实践中,仍面对来自南朝柔靡文风余波的影响。这使得初唐史官在构建文统时自觉采取南北融通的态度,以北方之刚健中和南方之柔靡。

南北朝后期入北河东柳氏“东眷”之文化风尚考察

河东柳氏“东眷”是东晋南朝时期边境豪族代表。十六国“胡亡氐乱”之际,河东柳氏分东西二眷南迁,其“东眷”侨居于雍州襄阳。自南北朝中后期至隋灭陈统一,其家族各支代表人物相继北徙入关。作为晚渡豪族,柳氏“东眷”侨寓雍州边镇百余年,特殊的地域与社会环境及长期的边镇生活,铸就其独特的家族文化风尚。其生活习俗、士风操守、学术文化倾向等,皆兼具南北,又与南北朝士族社会的典型风尚各有不同与侧重。柳氏“东眷”代表人物北徙后汇聚于关中,凭仗其卓著才能与业绩,对北周、隋之军政多有贡献,其家族顺利融入关陇集团。其代表名士深受南朝文化风尚浸润,在仪表风度、学术文化等方面有所表现。其时正值南风北渐、北朝取鉴南学与南北文化融通之关键时段,柳氏“东眷”人物在此过程中发挥其融通南北的优势,并致力于推进江左风尚与关中地域社会相结合,表现出文质相合“、辞兼文质”的文化风尚。

隋炀帝诗歌创作三论

隋炀帝的诗歌创作虽然数量不算多,但他的文学实践对于隋唐的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隋炀帝的诗歌表现出了隋炀帝“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的政治志向、“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南北融通的文化精神及其对诗歌创作传统的积极选择与继承的文学思想。隋炀帝对文学传统的选择是积极全面的,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及其文学思想对于促进隋唐时期诗风的南北融通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论隋文帝灭陈之初江南佛教之遭际

隋文帝灭陈,面对长期分裂而造成的南北社会差异,他对江南地区采取了严厉的军政与思想文化管控,与南朝政权与地方社会存在紧密关联的佛教也深受影响。在灭陈战争及此后平定江南叛乱过程中,江南地域特别是建康及其周边的佛教寺宇多受战火侵害,破坏严重。隋廷征召江南高僧代表,江南本土僧众应者寥寥,入关者多为一度南逃避周武帝法难之北僧。开皇十年江南爆发抗隋叛乱,江南僧众也卷入其中。这给隋文帝造成了一定的警觉,促使其调整相关政策,旨在加强对江南佛教及其高僧代表的笼络,以缓解地域对抗,维护统一与稳定。隋文帝对江南佛教政策的调整,开启了晋王杨广招揽、优礼江南高僧之先路,推动了南北文化融通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