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干办官到计议官——南宋初年枢密院新设属官考略

为应对军政形势的剧烈变动,南宋朝廷增设了枢密院属官——干办官,以协助处理军政事务,随后改为计议官,这预示着宋廷赋予了计议官更为重要的机速、赏功之责。计议官不仅负责措置战争所需、宣谕抚定地方,而且有监察地方军政的职能。计议官来源广泛,往往是军政才能突出的吏干之才。虽是临时差遣级别较低的朝官,但计议官代表宋廷出使,颇有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之效。其作为南宋初年枢密院新设属官,虽是临时、权变的设置,却在南宋初年发挥了重要的军政作用。

南宋初年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

南宋初年延续了宋朝建立的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其中中央政府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采取了医学、经济、政治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民间医学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大多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受自然灾害、宋金战争的影响,南宋初年诸路州县、军中和边境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显著增加。在防治瘟疫过程中,除继续采取传统的赈济措施外,南宋社会对医药学知识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和疾病传播,在中国瘟疫防治史上做出了积极贡献。

南宋初“最爱元祐”语境下的文化重建

南宋初年,朝廷为了构建政统的合法性,确立"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在北宋受禁锢的元祐之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并成为南宋文化重建的基石。南渡文人自觉地总结北宋学术文化传承脉络,在"元祐"这一旗帜下,理学与文学承续了各自的统绪,有效地呼应了官方构筑政统的努力。

也谈南宋初年的宋金“和”“战”

本文针对《南宋初年宋金“和”“战”新探》一文 ,认为赵构、秦桧向金称臣求和 ,仅是一种争取时间稳定局势斗争策略的观点 ,以大量史实提示了赵、秦的乞和 ,乃是为了保住其统治地位的私利 ,而南宋小朝廷得以偏安一隅 ,主要是广大爱国军民英勇抗金的结果。并从研究方法上指出了《新探》的偏颇。

宋廷士大夫与绍兴八年和议——兼论南宋初年宋金和议的必然性

一般史家认为,宋金绍兴八年和议激起满朝文武的强烈反对。实际上,当时宋廷内部拥护和议者人数众多,大部分的文武百官态度暖昧、厚颜无耻;直言抗战、坚决反对和议的大臣势单力薄,难以扭转议和的颓势。不能简单认为朝廷中赞成和议的仅高宗、秦桧一小撮投降派,宋金和议实是大势所趋。

吕颐浩与南宋初年的经济改革

吕颐浩从酒税等商税入手,进行经济改革。他将经制钱扩展到了南宋占有的绝大部分地区,加大对私盐的打击。始终把增税和打击的对象固定在商官身上。吕颐浩的经济措施对之后的南宋经济影响深远,其财政措施具有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南宋初假冒皇亲案发覆

南宋初年,发生了一系列假冒皇亲案。假冒者抱着抗金、谋求荣华富贵等不同目的,铤而走险,或隐身、或径直走向地方官府陈述身份,经地方官员初步审查后,送至朝廷。朝廷有一整套程序对其身份进行鉴定,发觉假冒后,交付御史台、大理寺或地方司法机构进行审讯,澄清真实身份,根据犯罪情节给予假冒者和涉案人员以量刑。为杜绝假冒事件的发生,朝廷甚至发布公告警示民众,却屡禁不止。其间,地方官员和社会力量对皇亲身份的迷信、追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宋初年假冒皇亲案对当时政治、军事乃至史书撰写都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词南宋初“接受”情况简论

南宋初,苏轼词被推至词坛“正统”受到广泛的追拟摹仿,甚至被提升到“宋一经”的高度,得到夸大性的阐释。据考察,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南宋初崇“苏”运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崇“苏”既是南渡后崇“元祐”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反映,同时又与理学人士的多方推崇有着不可割脱的关系。

论南宋初年韩世忠罢兵权

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从拥兵权到罢兵权,反映了南宋政权局面的演变以及当时宋金关系的变化。他拥兵权在当时是形势需要,具有现实的必要性;而后来罢兵权又是南宋政局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以武制文與三司分立:南宋初年川陝高層的權力格局

南宋紹興初年,川陝最高權力機構宣撫處置司經歷了一個較爲明晰的“分權”過程。該過程包含由人事對立到職能分化、再到機構分立的不同階段。其間,決策層曾兩度設立都督府,欲圖在川陝重啓“集權”模式,最終卻都加速了“分權”的進程,顯示中央對於地方的經營措置往往會受到全局的牽動、影響而産生扭曲與變形。首任宣司長官張浚去職前後,朝廷治蜀方略的基本出發點是防範“張浚式人物”再度出現,而非武將專權。爲此,朝廷運用多種手段削弱宣司長官職權,同時默認蜀口守將吴玠迅速坐大,藉以對宣司長官形成掣肘與制衡。某種意義上説,南宋初年川陝曾短暫出現過“以武制文”的局面。紹興四、五年間,王似、盧法原、范正己等宣司長貳與吴玠的衝突應在此背景下加以理解。面對川陝文武不諧局面,朝廷一度重啓“張浚故事”,遣派重臣趙鼎出鎮川陝;隨後又轉换思路,以邵溥兼權宣副爲契機,主動明晰文武兩位宣司長官職權,以吴玠“專行戰守事”,綿州/閬州宣司在職事上則呈現“民政化”趨勢;並最終在席益帥蜀期内形成了武將吴玠領宣撫司“專治兵事”、文臣席益掌制置司專管“選舉、差注、民事”、趙開都轉運司專理財政、三司之間不相統屬的新格局。

试论李纲在南宋初期抗金斗争中的地位

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人(今安徽邵武县),北宋末、南宋初著名的抗金领导人物。在六十年代,我国史学界曾经围绕着李纲的政治思想及其评价进行过一场争论。王瑞明先生认为李纲是广大人民中的一员,其抗金代表了人民抗金;李涵先生则强调李纲抗金之主观动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他应视为地主阶级的代表。①对这两种观点,概难苟同。我认为对李纲的评价,应以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发展的客观效果作为依据。

真相和虚构:南宋初年延安府陷落的是与非

南宋初年,金军围攻延安府,由于王庶、曲端救援不及时,延安府终告陷落。金军于建炎二年(1128年)十一月十日攻占延安府后大门,十一月十二日攻占子城楼,占领延安府。延安府的陷落,与宋军主将王庶指挥失当有直接的关系。王庶刚愎自用、不听劝告,应当对延安之战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曲端盲目自信、不遵命令,导致延安府孤立无援,也应当对延安之战的失败负一定的责任。在延安府陷落后,为了防止金军入侵泾原,曲端引兵前往宁州之襄乐,在此过程中曲端和王庶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延安府的陷落使陕西的宋军陷于被动地位,并且使宋朝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延安府陷落后,宋高宗在秦陇地区提前实施了“释兵权”行动。

南宋初期使臣对金国文化的影响

南宋立国之初,宋高宗为了父兄的安危和国家的存亡,一次次派出使臣向金求和,在借助使臣了解金国情况、达成和议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将中原文化带入了女真族。宇文虚中、朱弁、洪皓、王伦等一大批文化素养较高的使节的道德气节令金人感动,礼仪文化则对金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更是金国得以立国的基础。南宋初大批使臣入金契合了金国“借才异代”的需求,在完成金国汉化进程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逐渐改变了女真族原本的面貌。

试论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动乱

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三路交界地区爆发了频繁的动乱,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为该处在南宋时属三路交界的边远山区,盗贼多而且地方官员的总体素质偏低,缺乏责任心且不够清廉;二为该处有劫掠、好斗的社会风气;三为南宋初年该处人民负担的加重。实际上,这些动乱是该处长期以来地理环境及文化环境(社会风气)所沉积下来的隐患在南宋初年人民负担加重的情况下的总爆发。

南宋初年中央统军体制的调试及其运作方式研究——以御营使司的兴废为线索

南宋建立后,既有的枢密院-三衙体制已经废弛,宋廷迫切需要组建新的中央统军体制。御营使司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初设的御营使司,主要职能是"总齐军中之政"。随着御营使司长官人选从李纲到黄潜善、汪伯彦的转变,御营使司统军局面逐渐形成,三省、枢密院反成其陪衬。由于外有金人追袭、内有诸将难制及统军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御营使司的职能趋于衰减。维扬之变后,御营使司丧失边防措置权,三省、枢密院的职能开始有所恢复。苗刘之变后,御营、御前军分立,"御前"统军的局面开始出现。在吕颐浩主政时期,中枢军政运行仍存在诸多弊病。范宗尹主政后,赵鼎主持改革中央军制,罢废御营使司,并向"御前-枢密院"体制转变。南宋初年中央统军体制的调整,对于勉力维持风雨飘摇的南迁朝廷立足东南,有重要意义。其运作方式,对新的统军体制亦有重要影响。

南宋初年“建都论”中的京湖之议——兼论建炎三年驻跸地之争

'立国东南'并非南宋初年探寻建国道路中的唯一选择,以襄邓、荆南、鄂州为核心的京湖地区是当时朝廷定都立国极为重要的备选之地。本文透过对'建都论'中京湖之议的梳理与分析,发现南宋初年重臣如李纲、朱胜非、吕颐浩、张浚、赵鼎、翟汝文等人都曾主张建都京湖,移都上游也于建炎三年几乎实现。建炎三四年间有关'移跸京湖'与'留守东南'的争论,可视为'重形势'与'据根本'两种建国思路的碰撞。考虑到东南在经济上的'根本'地位、大规模转移政权易滋生变故等因素,加之张浚离朝后'移跸京湖派'与'留守东南派'间力量对比发生反转,使高宗最终放弃了'移跸京湖'的预设计划。

南宋初全真道的创教过程

全真道创立人王喆,道号重阳子。陕西咸阳大魏村人。生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一天,已成为全真道的重要纪念日。当其十六岁时(1127年),徽钦二帝被掳,北宋亡。咸阳属北宋的永兴军路,亦为金族所占,而王氏是咸阳望族,多资产,仍能生活在异族统治下。重阳子始名中孚,字允卿。伟志倜傥,不拘小节,兼习文武,皆有成就。初修进士业,善属文,才思敏捷。于二十七岁(1138年)易名世雄,字德威。

元末大起义和南宋两淮民间武装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开始的大起义推翻了大一统的元朝,义军出身的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使得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以往关于这次起义的研究集中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何者为主、战争性质问题、红巾军和宗教关系以及其他起义过程中具体人物、事件等课题上。元朝时全国各地的起义此起彼伏,为何其他起义没有发展壮大呢?除了时期的差异外,我们似乎还不能忽略地理的差异。

南宋时期福建一带的海贼和地域社会

序言众所周知,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海上贸易也出现了显著的发展势头。商品经济的发达导致了许多社会现象。它不仅促进了都市的发展、改变了都市的性格,而且使农村社会结构和国家的财政、统治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商品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唐宋变革时期的核心要素之一。

法律视域下南宋绍兴冤狱的政治取向

绍兴年间的群体性冤狱事件,并非政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常规手段,而是一种游移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非规则政治行为。贯穿于绍兴冤狱审刑过程始终的有罪推定思想,并没有使案发告讦行为及罪证脱离法律规则,即使是结案时的严刑罪名,也是建构在即时的法理基础上。绍兴冤狱法律解析背后的政治视点,可以归结为绍兴和议国策的即时实施,从而直接透露出南宋初年宋高宗政权不惜触动道德天平而制造冤狱的政治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