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教坊制度考

早在朱元璋定天下时,便于南京设教坊司,并设乐院和官酒楼一统天下官妓;然而,"南教坊"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始于英宗正统初年,实为永乐迁都以来明代两京制度渐次确立的产物,北迁的教坊司从此成为天下教坊之首,而原在南京的教坊司最终退居次位。因为这一地位的变化,位处留都的"南教坊",逐渐成为江南歌吹之地,也是南北士林、四方商旅往来风雅之地;更重要的是,在两京制度下,南教坊在明代乐制与演剧的变迁实际扮演着极为微妙的角色。简言之,正嘉以来,一方面是俗乐大兴,一方面是南教坊制度的日趋无序,其间种种曲事沉浮与文学往来,已直接折射出江南士林复古乐思潮的消长,而成为我们窥探晚明曲坛古(雅)乐与今(俗)乐、北音与南音之变的重心所在。

南教坊、武宗南巡与金陵士风的渐变

自宣德以来,士大夫便以南京为据,或整顿风纪、或作养士气;殆至成化后,朝廷礼乐渐次不修,南京遂因此成为士夫礼乐自任,或议论或躬行的渊薮,而隐然与北京相抗。同时,南京一地自古繁华,不仅是外戚、王孙、中官、勋贵,甚至武职横恣的所在,也是历年赴考士子啸聚娱乐所在,因此,议复古乐之呼声与教坊伎乐之繁盛同时并存。一直为史界议论纷纷的武宗南游,正是以这一盛况为背景,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南教坊雅乐与俗乐的交融,所谓士风之变迁,曲辞之大兴,亦正与此相应。此后,当昆曲大盛于吴中,南京士夫以及南教坊乐工却往往追尚北音(雅乐)、以得教坊正声自矜,并彼此鼓吹,而南教坊之风流也成为清初遗民最后的追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