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史诗的文化资源供给与中华民族新史诗的书写

南方史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安身立命、和谐共生、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是中华民族新史诗书写的重要文化元素。南方史诗从立足到立族的生存需求是中华民族新史诗向世界人民展现的中国力量,从依赖到共生的发展模式是中华民族新史诗为人类发展提供的中国经验,从共鸣到共识的理性凝聚是中华民族新史诗为文明互鉴注入的中国精神。

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著作《南方史诗论》英译本评介

本文以《南方史诗论》英译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英译特点并指出书中有待改进之处。通过分析,认为《南方史诗论》英译本合理灵活地处理了目录内容安排、段落的合并与拆分、语篇衔接手段的运用、章节标题的翻译、少数民族文化特色词语的翻译等问题,同时指出该书在脚注、长度单位、索引内容等方面仍有待于改进之处,旨在更好地弘扬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经典著作,加强不同民族的相互理解,促进跨文化交流。

原初意象与媒介隐喻:南方史诗的审美研究

南方史诗对“前宇宙状态”的集体想象经历了早期“混沌”的原始宇宙、“神人二分”的秩序宇宙、“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宇宙,显示出南方史诗的审美动力不在于形而上的超验的世界,而是人的世界,因为审美的主体是人,所以审美的对象必然是与人相关的周遭世界。也因此,南方史诗的审美经历了朴素浪漫到现实理性的转向,其价值核心建立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上,充满了人类经验的感性认识和务实精神,彰显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的中华民族精神。

李发模长诗《呵嗬》的南方史诗特征

李发模的长诗《呵嗬》具有强烈的史诗性,这主要表现在其对于文化根性的挖掘和探求上。长诗以仡佬族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追求作为主线,叙述了仡佬族从古至今的历史文化演变。长诗内容包括上古创世神话和仡佬族青年逃亡的苦难历史,具有南方史诗的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的文化特征,该诗可视为南方史诗的现代传承和创作尝试。

英语语法衔接手段在《南方史诗论》英译中的应用

《南方史诗论》是一部展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独特文化的著作。重点探讨了英语照应、替代、省略和连接等语法衔接手段在该书英译中的应用,并分析了英汉语法衔接手段的主要差异,认为《南方史诗论》的英译不是简单采用词与词的对应翻译,还有效地运用语篇衔接手段,切实提高了英译质量,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

南方史诗叙事类型探微

史诗作为民间口头传统,具有独特的叙事传统和叙事程式。以类型学视角观照中国南方史诗群,发现其具有约定俗成的叙事类型,包括起源类叙事、始祖崇拜类叙事、灾难人类再生类叙事、民族迁徙类叙事等。依据史诗演述语境划分,有婚姻仪式叙事、宗教仪式叙事、丧葬仪式叙事和日常仪式叙事。结合口头诗学相关理论对史诗叙事类型的研究,有助于国内外史诗研究与南方史诗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接轨和对话。

从《达冉根》看菲律宾英雄史诗的特点——兼与中国南方史诗比较

文章以菲律宾马拉瑙人《达冉根》为中心,探讨菲律宾英雄史诗的一些核心特点,同时引入了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视野,对菲律宾史诗和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诗进行了比较。文章首先介绍《达冉根》史诗的基本情况,以及菲律宾的史诗文化、史诗分类、具体分布情况等,而后从史诗的活形态特征、情节程式、史诗英雄的形象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归纳了菲律宾英雄史诗的特征,并与中国南方民族史诗的相应内容进行了比较。

《家山》:南方史诗与民族精神的重构

王跃文的《家山》是一部具有浓郁地方风情的史诗性作品。小说取材于作者故乡湖南淑浦,讲述了陈家五代人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三四十年间的历史,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再现了民族生活的变化,在整体上描绘了一幅既雄浑壮阔又细腻人微的风景画与风俗画。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南方史诗的生命观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现作为知识总汇的南方史诗蕴含着天人合一与天下同源的传统生态伦理,指导地域文化持有人的生态行为,影响地域文化持有人的生态观念。纵然理性是道德萌生的基本前提,是道德存在的根本依据,是判断善恶的最终决策,但在日常生活中,要求理性与道德的统一始终是常态抑或追求,南方史诗呈现的生态伦理观兼具社会和谐发展与个体自我调适的特征,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家山》:南方史诗与民族精神的重构

王跃文的《家山》是一部具有浓郁地方风情的史诗性作品。将其与《红旗谱》《创业史》等革命历史小说、《古船》《白鹿原》等家族史诗以及《红楼梦》《金瓶梅》等传统中国小说加以比较,可以看到这一作品在文学史视野中具有突出的艺术特色。其对南方史诗的描绘,及对民族美学的探索和民族精神的重构,值得重视与思考。

论南方民族史诗叙事的民间性与历史性

南方民族史诗叙事具有民间性与历史性的双重特性。叙事的民间性指地方族群与祭司歌手的仪式性叙事活动,以口头讲唱与仪式表演形式叙述民族历史,反映民间意识、情趣与思想,还原民众社会生活的神圣性、伦理性与审美性。叙事的历史性指超越日常生活的历史叙事,以超凡想象构设天地来源、万物创生、民族谱系与习俗规约等民族本源性历史事件。南方民族史诗叙事的民间性与历史性对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文化记忆的传承、民族文化的认同产生积极意义,有效地凝铸、共享与传承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基因。

南方民族史诗的类型问题探析

20世纪初,西方的"史诗"概念传入中国以来,南方史诗的类别研究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深层影响,呈现出不断扩大化、复杂化趋势,先后提出了"神话史诗"、"原始性史诗"、"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复合型史诗"等不同概念类别,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史诗类别研究主要受到社会进化论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80年代以后主要受到了民俗学理论流派的影响,并导致了南方史诗研究从"资料取向"转向"学科取向"的范式转换,南方史诗不再仅仅视为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民间文学",而是重新定位为与民众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口头传统,成为族群历史"范例的宏大叙事",从而极大开拓了南方史诗类别研究领域。

多元化的南方史诗类型思考——基于创世史诗《布洛陀》与《崇般突》比较研究

创世史诗《布洛陀》与《崇般突》在文本结构、演述方式、故事范型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性,但在叙述主题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旨归,《布洛陀》史诗突出了稻作文化的特质,《崇般突》强调了祭天文化对纳西族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从全观的史诗视域而言,南方史诗类型的划分是多元的。《布洛陀》称作"稻作史诗",《崇般突》称为"祭天史诗",更符合这两部史诗的文本主旨,也更契合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而仪式类史诗是从南方史诗的演述载体来定位的,祭祖史诗则是依据南方创世史诗的共性主题来界定的。

史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以中国南方创世史诗中的谷种起源母题为例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中国南方创世史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该形成跨族际比较诗学研究,推动中华多民族文化深入发展。中国南方各民族的创世史诗在解释谷种起源时有所相似,不少民族共享一个谷种起源母题,只是根据本民族的特性在细节上有所差异,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现。从南方各民族的地理文化背景梳理其成因可得出:各民族之间历来交往交流交融,再加上“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情况和先民原始思维的相同使得这一现象成为可能。中国南方创世史诗中谷种起源母题在三个方面发挥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即强化中华文化认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习俗。

史诗情节与角色功能的形态学分析--以南方少数民族创世史诗为例

史诗,作为一种古老而宏伟的民间韵文叙事,集歌唱与叙事于一体,内涵丰富。从结构上,史诗有外层结构和内层结构。外层结构就是包括地理环境、社会形态、语言和文化传统在内的所依赖的生存环境;内部结构就是指史诗本身内在的结构。文章主要是以中国部分创世史诗文本的内部结构为基础,以故事形态学的方法论为理论依据,对这些创世史诗的初始情境、情节进展、角色功能及新角色进入的范式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研究。

中国南方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

中国南方创世史诗蕴含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忆,具体包括语言文字互鉴的记忆、共享母题的记忆、共有家园的记忆、共享历法的记忆、族际互惠的记忆。多民族的智者在语言文字互鉴中,创作、演述创世史诗,增强凝聚力。母题共享表明,多民族拥有共通的思维机制、价值观念和审美偏好,又能在同一母题之下展开多样化的艺术创造。共有家园,意味着多民族和谐相处、一体共生。历法的族际传播与共享,提升了多民族共同生存、共同进步的能力。族际互惠,是增进多民族文化亲密性的有效手段。与阿斯曼所关注的神话动力不同,中国南方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内含的诗性动力具有如下功能:树立多民族和谐共生群像并引导多民族凝聚为一。中国南方创世史诗在讲述生命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诗性历史时,普遍认为生命同源、人类同根、民族共祖。多,意味着繁荣;一,意味着同源。多由一生,多聚于一。多样性与亲和性是民族交往互助的基础。南方创世史诗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记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根基,社会各界应在国家的主导下积极保护中国南方创世史诗。

讲、念、唱:佤族司岗里演述传统研究

司岗里是佤族最重要的口头传统。大马散社区的司岗里演述可以分为火塘边的司岗里讲述、鬼林里的司岗里念诵、"大房子"中的司岗里演唱三种存在形态,并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对应着学界的神话、咒诗与史诗三种文类,它们之间表现为连贯、耦合与交互的关系。其中,"唱"作为一种演述方式是口头传统"创造意义"的有力手段,史诗对神话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与"重述",唱神话(史诗)更全面并富有意义地呈现了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