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传说与族群记忆——民族史视野中的南方族群叙事文化

南方族群文化的发展,与历史上汉族和其他南方少数民族的交融紧密联系。而在这种族群交融过程中,传说、习俗、仪式等大量的地方性族群记忆也被制造出来。八姓入闽、跑贡王、射梁箭、土酋救皇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地方性族群记忆一般不见于国家正史典籍中,属于族群小叙事文化,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族群本质,体现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本地人视角,真切地表达出历史上族群接触的生动事实。当前的南方民族史研究,很有必要重视上述小叙事文化。

数字技术下的南方跨界族群原生态音乐研究

南方跨界族群的原生态音乐文化是其对应族群的跨界音乐文化,而跨界音乐文化作为当前音乐文化中一种相当重要的音乐文化现象,不仅能够反映各个跨界族群之间的精神思想联系与传递,还能够联系各个跨界族群间信息文化的表达,深刻体现了各个跨界族群中间的民族文化融合。关于南方跨界族群的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理解,其是属于各个跨界族群生产生活过程中,具有当地民俗特征以及区域性特性的音乐文化。跨界族群的原生态文化往往来源于跨界族群日常的生活过程,通过各个族群对生活、精神以及思想的不同理解,在不同风俗习惯以及生活习惯的引导下,形成了具有当地族群特征的原生态文化,即跨界音乐文化。而面对当前科技不断发展的社会进程,关于南方跨界族群间的原生态文化交流与传承已经能够通过新媒体等数字技术作为相关的承载物,以此满足当前研究学者对南方跨界族群原生态音乐文化的研究,为其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也同时加快了南方跨界族群间的原生态音乐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器以载道:中国古代铜鼓上隐含的族群文化

铜鼓是古代中国南方常见的礼仪重器,其器型、纹饰及塑像表达了铜鼓制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叙写了古代南方族群丰富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信仰,同时也是千百年来南方文化变迁的具象呈现。通过考察作为视觉器物的铜鼓,我们不仅能够发现南方族群独特文化之“道”,也能够理解族际和谐交往之“道”。

夷夏一体:丁谓经略夔州与宋初羁縻统治的转型

宋代是南方族群治理制度逐渐从羁縻转向土司的重要阶段,虽宋代仍施行羁縻制度,但自北宋前期开始,南方边地治理实践中已萌发出一些转型的要素。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宋朝借鉴内地治理经验,重新建立边疆族群地区的经济、军事体系,形成夷夏一体的边地共同体。宋真宗时期担任夔州路转运使的丁谓,堪称宋初羁縻统治转型中的官方代表。丁谓所施行的“以盐易粟”和“土兵联防”等举措,皆受北宋前期内地与西北沿边治理政策的启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这可以表明宋初进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政策改革,是影响宋代羁縻制度转型的重要原因。对丁谓经略夔州路为代表的宋初羁縻统治实态的考察,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唐宋羁縻制度变革的认识,理解古代南方治边策略从羁縻制向土司制转变历程的重要意义。

南方丝路与海上丝路音乐文化的交汇——南方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的研究现况与学术格局

在南方丝路与海上丝路音乐文化交汇及“一带一路”倡议语境下,南方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课题方向历经国内外学者10余年携手开展研究和三届跨界族群音乐学术论坛的共同研讨,如今有了较为明显的细化和扩展,可以将之归纳为以下5个基本的研究方向:(1)境侧互动一一汉族与少数民族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2)路带穿越一苗瑶、壮侗、藏缅语族音乐研究;(3)环山流布一一藏族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4)环岛传播一一海南、台湾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5)海上丝路外联与中国汉族、少数民族音乐的交流与互融。

方法·路径·反思——第三届中国(南方)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国际论坛会议综述

“第三届中国(南方)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国际论坛暨云南—东南亚跨界歌舞乐交流工作坊”于2021年11月22—23日在云南艺术学院通过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举行。论坛议题聚焦“一带一路”语境下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南亚音乐文化比较研究;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汇;中国南方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民族志田野考察个案研究;跨界族群音乐民族志的跨学科方法论研究等。60多位国外、内地、港澳台与会专家学者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出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现存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本次论坛让我们看到文化多样性在人文载体中的生动体现,推动了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事业,促进了云南艺术学院音乐专业的发展。

南方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的符号学分类与艺术文化系统特征——兼论社会音乐发展空间与符号学三个增大系统的关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凡社会音乐文化系统繁衍、拓展和增大现象的背后,几乎都带有历史发展过程中完整社会系统增大和文化语境变迁的影响。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和社会环境空间的增长,出现了整个社会文化符号系统的不断增大和各个符号子系统的相继增大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本土文化的内部传承(即濡化)和外来文化的外部传播(涵化)的交互作用,往往成为传统音乐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助力,并且,中国当代传统音乐的城镇化发展状况在不同民族地区有着相异的背景和原因。本文将借助于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和皮尔斯符号学的形态学和语义学分析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角度展开探讨和分析。

区域国别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及其形态、时空、语境要素——以中国南方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的比较为例

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在音乐艺术形态、社会文化形态及文化意义等方面的发展和变迁,始终伴随着不同层级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的形成、塑造和发展。中国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可分为地域性音乐符号、区域性音乐符号和国族性音乐符号等不同层级类型,这种区分以符号形态学和语义学分析为基础,并且在符号语义学的涵义层面,作为象征性和隐喻性音乐符号呈现出来。在研究思路上,区域国别学理论为这些讨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维度,文化圈和文化(特质)丛理论则给予了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论依据。本文以云南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为例,聚焦音乐符号学涵义层,结合形态标准、时空条件和语境要素几方面标准,对不同层级、类型的音乐文化标志性符号展开讨论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