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与各民族的融合

古丝绸之路曾是古老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 ,它曾使西部成为各民族融合的热土。新亚欧大陆桥是在古丝绸之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而被称为“现代丝绸之路”。新亚欧大陆桥作为西部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 ,沟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借助大陆桥的优势 ,可以使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重庆、成都等西部中心城市 ,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全球资源配置网络中 ,成为具有强大辐射、吸纳与传导功能的资源配置点 ,进而发展成为西部对外开放的前沿。

蜀锦与丝绸之路

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最早、最重要的养蚕、治丝、织锦的中心之一。在中国四大名锦中,蜀锦的历史最为悠久。从产生的时间、定名的时间、织锦机具制造的时间、规模化生产的时间以及织造工艺来看,蜀锦堪称"中国织锦之母"。最为特殊的是,从南北朝到隋乃至唐初长达600余年的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能提供织锦作为贸易商品的只有蜀锦,所以蜀锦在四川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和贸易地位。蜀锦在中国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开始于先秦,迄今已经2000多年,是中国丝绸之路开通后最早进入贸易的商品之一。秦汉时期到唐代,蜀锦流通到了蒙古国、新疆、青海、前苏联等北丝绸之路和日本等海外丝绸之路。至于蜀锦与南方丝绸之路,由于气候致实物没有实物留存的原因,蜀锦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传播主要是蜀锦技艺。蜀锦不仅代表着古代四川丝绸文化的繁盛,也对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区域国别研究与中国音乐理论“三大体系”——以“南方—海上”丝路音乐文化志研究为例

当下中国民族音乐学诸课题中,区域国别音乐文化研究是一个前景广阔且引人注目的研究方向。目前这一学术领域以世界民族音乐研究、跨界族群音乐比较研究及“一带一路”音乐文化研究为中心,音乐文化志是其中最基本的研究分析手段。以“南方—海上”丝路音乐文化志研究为例,其以共时性为平台,关注音乐文化的当下性与即时性存在和发展,以及历时性现象的当代累积、共生和互动状况。若论及本课题研究与中国音乐理论“话语(对象)、学术、学科”三大体系的关系:首先,从研究对象层面看,区域音乐文化是伴随着前现代向现代性发展的过程而出现,当代国家与国别文化顺此而为,是后现代社会文化的产物。在当代社会文化中,前者乃表层现象,受到区域、国别结构的深层制约;其次,从理论和研究方法层面看,要想抓住区域国别音乐文化研究的主要矛盾,在于破除区域文化研究的扁平化思维,走向“多元分层一体”和开放、互动、沟通、交流的立体思维,故音乐文化圈研究思维和方法在此中必不可少。再者,从学科建设角度看,为了保证上述研究策略及研究过程的顺利进行,必须采用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语言学等跨学科思维方法,着力打造一支具备观念层、学统层和方法层完整知识结构和学术训练的研究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