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现场与历史叙述——兼评何光顺教授《南方诗选》中“南方诗学”的建构

文学现场与历史叙述常常伴随着文学观念或诗学观念的演进。讲述纷纭复杂的文学现场,最为讨巧的是艾克曼的方式,他实际上只是转述了歌德的讲述,但这种方式原创性不足,且难以复制;最为自由的是文学批评,但其因论者视野所限,难免有失公允而遭物议也最多;最为安全的方式是文学选本编撰,文学选本是直接进入历史叙述的现场讲述,但文学选本众多,要从众多选本中脱颖而出则非有超卓的诗学眼光不能实现。何光顺编选的《南方诗选》在当前众多的诗歌选本中别具一格,吸引了众多批评家和理论家关注,离不开其标举的以“南方精神”为主线的“南方诗学”的建构。该诗选不是区域诗歌或某类型诗歌的简单汇编,而是确立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南方写作”“南方精神”“南方诗歌”“南方诗学”等系列诗学关键词或理论命题。广东珠三角的现代汉诗写作的真正崛起是从底层打工诗歌开始的,之后与本土的完整性写作、垃圾派写作等相呼应,逐渐形成了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作为整体的南方诗人也由此在文学地理和历史场域中正式出场,并在一种关于文学现场的叙述与诗学建构中呈现其意义。

南方有诗——论《南方诗选》中女性诗歌的“自我”建构

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再次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并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在中国,“南方”作为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无论在地理区域还是人文精神方面,都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意蕴,即远离政治权力中心、毗邻海洋的独特地理位置孕育了自由、开放的精神。《南方诗选》中一批南方女性通过诗歌对“自我”的建构与追求,非虚构地呈现了鲜活而独特的南方,展现了自由、开放、包容的南方精神。“南方有诗”既是对南方女性追求自我精神的肯定,更是对南方文化精神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