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向玻璃外窗与可持续发展

冬季建筑物的外玻璃窗虽散热较多,但南朝向无遮阳的玻璃窗,却因其太阳得热可能大于散热而有余热,且窗的面积越大越节能。故南朝向无遮阳的玻璃窗,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是建筑利用太阳能的最佳节能减排方式之一;采光日照已成为生活质量和建筑价值保值的重要指标之一,并可作为"所有权",故应重视修改、提高标准与阳光维权。

汉晋南朝买地券镇墓功能探析——以砖质买地券为中心

汉晋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经历了东汉初、汉末吴晋、南朝三个演变阶段,其镇墓功能也随着书写模式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东汉初年初兴之际的买地券,书写模式更接近实用买卖契约,但其随葬明器的性质和买卖契约的书写格式,决定了它本身所具备的镇墓属性。这种镇墓属性是买地券作为“冥契”的固有属性,其存在与否与券文中宗教神仙色彩的有无强弱无关。汉末吴晋时期,买地券诸要项日渐完备,宗教神仙色彩日益浓厚,并出现了程式化演变趋势,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并未发生改变,其镇墓功能亦并未实现根本性的增强。汉末出现的糅杂了解注文内容的特殊买地券,不代表这一时期买地券演变的主流趋势。南朝时期由于道教的深入影响,一系列厌镇神仙鬼吏、慰抚亡魂、护佑生人的宗教语言出现在买地券文之中,至南梁时期,这种新式的券文书写模式已成为南朝各地买地券文的主流。南朝买地券书写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买地券的镇墓方式,增强了买地券的镇墓功能。

南朝线刻画艺术对北方的两次影响

伴随着南朝文化对北方的两次影响,南朝线刻画艺术对北方的影响也可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第二次是隋、初唐时期。两次形式有所不同,前一次是直接的,后一次是间接的。鉴于前一次影响受到的关注多,但早先研究并无多少实例,所以本文适当补充材料;而后一次影响受到的重视不足,这与在考古资料、历史背景、绘画史等方面的反映都比较曲折有关,所以略加详论。

襄阳王寨南朝墓室惊现“伶伦作律”画像砖之考辨

2023年6—9月间,在湖北襄阳王寨墓地的第三次考古发掘中,惊现一种画面为“一人弹琴、一人听声”的南朝墓室画像砖,其内容疑似千古流传的伯牙与子期的知音故事,考古者遂将其命名为“高山流水”,并付诸多种媒体的报道。本文通过对该画像砖出土的实物和图像的辨识,揭示其画面的真实主题应是发生在5000年前黄帝时期的“伶伦作律”重大乐律事象。这一题材画像砖的惊世现身,拂去了2000多年来一直笼罩在“伶伦作律”文本载说上的神话迷雾,毋容置疑地破解了伶伦“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实就是“依琴定律”的千古之谜;其于中华乐律五千年文明的实证,堪称意义重大。

东晋南朝荥阳毛氏之军事活动与家族文化

自两晋之际以来,荥阳毛氏三个房支相继南迁,其中西晋末毛宝迁移荆州,先后隶属士族代表王敦、温峤、庾亮,苏峻之乱中,参与组织义军联盟,战功卓著,军政地位有所提升,为其子孙开辟了道路。毛穆之、毛安之长期隶属桓温、桓冲兄弟,毛穆之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军事活动,出刺益州;诸子孙渐显锋芒,毛璩等出刺益、梁、秦、宁等西部州镇,成为东晋后期上流之武力强宗,抵制桓玄代晋,在北府武力集团崛起的背景下,有意控辖荆郢地域。然蜀地土著反叛,毛氏遭受毁灭性打击,毛修之归附刘裕,参与义熙年间诸内战与刘裕伐秦之役,流离入魏。毛安之则于简文帝执政时期,受命桓温,戍卫建康,控制都城,以助篡夺,他居中协调多方关系,处置得当,也为朝臣代表谢安等认可,得兼将作大匠,其子毛泰等亦多为禁中武职,表现出“中央化”的特征,然无根基,终因政局变动而遭清除。毛德祖兄弟南迁较晚,皆有武干,投附北府军团,晋末内战中“奋不顾命”;毛德祖随刘裕征伐关中,刘宋初戍守虎牢,坚守死战。毛氏尚武,可谓东晋以来著名之“将帅之家”。在家族文化方面,毛修之“颇读史籍”,“解音律”,已受经史启蒙,崔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推重之,与共论说”。萧齐时毛惠远、毛惠秀兄弟及子毛稜等,皆擅长绘画;宋齐以来,毛栖忠“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纪,颇达其妙”,在钟律、历法等领域颇有造诣;梁陈之际,毛喜家学传承;隋文帝灭陈,汲取南朝术艺,毛爽“晓音律”,作《律谱》,对隋代雅乐与历法影响甚著。

广西地区两晋南朝墓分期研究

根据对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结合墓葬纪年及相邻地区同时期墓葬研究成果,将广西地区两晋南朝墓分为西晋、东晋、南朝早中期、南朝晚期四期,并归纳墓形与随葬器物的总体特征及演变特点,指出桂东北、西江地区、合浦三地存在的区域差异。

汉晋南朝南方地区铁犁牛耕的形制演化和推广使用

通过整理目前所见汉晋南朝南方地区出土的铁犁和牛耕画像石以及内部配置铁犁牛耕的水田模型,佐之必要的文献资料,本文对汉晋南朝南方地区铁犁牛耕的形制演化和推广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南方地区铁犁牛耕技术历经两汉时期的“二牛抬杠”式长辕犁到两晋南朝时期的“单牛挽拉”式短辕犁的形制演化过程,呈现出曲轭、绳索牵引耕犁等“软配套”技术特征,有利于南方水田耕作。南方地区铁犁牛耕推广程度有限且存在区域差异,并以豪强庄园地主为使用主体。汉晋南朝南方耕犁与唐代曲辕犁和农业组织方式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南朝吴会地区的戍与戍主

戍是南北朝时期存在的一种军事单位,多设立在边境地带或内地要津、都邑,在不同时期和地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南朝诸政权设立在统治腹地吴会地区的戍规模大小不一,有常设和临时之分,具有扼守交通要道、镇压内部反抗、防范并打击边海寇盗等军事职能,但与边境地带的戍主侵夺太守权力、兼管地方民政财政相比,吴会的戍没有税收职能,戍主不具备干涉地方财政的权力,且基本上是单任,不兼它职。吴会的戍内部有等级之分,戍主与中央朝廷、地方州郡县各级政府有着复杂的隶属关系,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南朝位阶制度考释

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南朝初期复置了很多东晋时期省并的官职,并新设了大量王府僚佐官。在这种情况下,以官品九品为核心的魏晋旧制丧失了实际功能,而新生效的官员位阶制度即为十八班。此制的主体结构在魏晋时期并不存在,其与魏晋官品的差异,实为南朝与魏晋官制体系的不同。不过,官品在南朝并未被淘汰,而是在吸收班制的基础上形成了“陈官品”。南朝官制中共存的班和品,并非散阶与职位的关系。南朝单个官职的位阶高低,以班次而非官品为准。南朝带帖制度与班制关系密切。官员兼领多官时,往往以东、西省官或散号将军作为带帖官,带帖官和主职的班次共同决定了官员位次。

贵州马场东晋南朝墓出土簪钗探讨

本文对贵州平坝县马场镇16座东晋南朝墓出土的簪钗进行了分型研究,对M37、M50出土簪钗的组合进行了分析,推测其用于固定假发、辅助高髻造型。东晋南朝时期,簪钗的形制和使用在马场周边区域相对稳定并流行,体现了贵州本土文化的复兴,为研究东南地区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的融合交流提供了难得的素材。

南朝“以淮为界”疆域观的形成及其影响

南北对立时期,南朝“以淮为界”的疆域观是从“以河为界”演变而来。元嘉北伐,宋文帝志在河南而无意染指河北,得地而不能守,北境国界退至汝颍。宋明帝泰始年间再失淮北四州及淮西,国界退缩至淮河。刘宋建立起缘淮巡防制度,以应对北方的威胁。从“以河为界”退至“以淮为界”,实为北府兵战斗力日渐衰退在疆域上的反映。刘宋“以淮为界”,且无力管控疆埸之民,顺势演化出“淮禁”,齐、梁、陈相沿成习,北齐占有淮南后因袭不改,遂成为旧制。这项内淮南而外淮北的分化统治策略,给南北贸易造成截然相反的两种面相:官方层面的南北粮食贸易被禁绝,但在江淮民间,百姓违禁走私相当频繁。南朝以江淮为险,守江不如守淮,奠定了淮南优重的特殊地位。随着淮北不断被边缘化,南朝对淮北民众的认定由原先的“旧民”变为“杂汉”“伧荒”再至“虏”,折射出淮河由南北政权分界线逐渐演变成“限隔华夷”的种族分界线。

拟古诗似今体:论南朝时期的节选式模拟

从刘宋中后期开始,文士在对往世名篇进行模拟的时候,有时并不会像汉晋的写作者那样对全篇进行模仿,而是会对原作的一部分进行模拟。这种写作方式,就是节选式模拟。这些经过节选式模拟而产生的作品,一方面在篇幅上较原作有所缩短:另一方面其风格也和古朴温厚的原作不同,更接近于南朝新体的精致新巧。节选式模拟的本质并非承袭汉魏旧作,而是根据新体诗的审美对汉魏旧作进行改造。其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简化层次与突出秀句。此类改写原作之作品的产生,体现出拟古写作传统在晋宋齐梁之间发生了断裂。

“重命”与“伪道义”:东晋南朝“荒政”制度新论

由于“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促使东晋南朝时期的“荒政”制度呈现出“多样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制度有着鲜明的“重命”色彩。君王们之所以重视民命,客观上与“天灾”“人祸”这一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所形成之帝王“重命”观的影响所致。该观念一经产生便深刻影响了其时“荒政”的制定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君主观念上的重视民命,并不意味着其实际行动就一定“民本”“道义”。这一时期的“荒政”制度自其制定与执行伊始,便具有帝王权术运作用以安定民心之“把戏”的性质。虽然其对当时社会在备灾、防灾、救灾、抗灾以及对于民命的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深藏于其下君主维护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之目的。

再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

两晋南朝时期,弹劾文化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探讨这一时期弹劾文化机理是深入理解古代监察体制的重要视角,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阐释:其一是弹劾精神文化,两晋南朝的君主和大臣都极力弘扬弹劾精神,营造浓厚的弹劾文化氛围;其二是弹劾行为文化,君主通过各种制度手段规范监察官员的弹劾行为,增强其本身及弹劾实施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其三是弹劾激励文化,君主从地位待遇及情感两个方面激励监察官吏,认同其职任身份,以刺激其敢于弹劾,更好地发挥监察效能。文章从多维度解释、分析两晋南朝弹劾文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系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南朝书法看敦煌文书

南朝的书法同当时的历史时代完美结合,随着新书风的演变,南朝书法也形成了自己的主流风格和书学概念。藏经洞现于世界,也呈现了敦煌陈写本的流传,使世人从南朝书法的书论及其书学理念中看到了当时敦煌文化的发展。日益发展的数字化对于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及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不懈的努力,使得藏经洞中的敦煌文书得以保存与传承,对于后世人学习不同朝代的书法与书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从“龙门四品”郄视北魏楷书“南朝化”进程

“龙门四品”长期以来以经典书法作品的面貌为人熟知,然经研究发现,其作品既包含统治阶级与邑主群体“南朝化”观念的外在物化表现,亦揭橥邑主群体的“士族化”趋势。北魏孝文帝对统治阶层自身文化修养的重视以及对南朝典制的渴慕,宗室子弟延师聘教,选聘府僚等因素构成“南书北渐”的重要途径。世不替业的百工伎巧随着“南书北渐”加速了北魏“南朝化”的进程和社会基础构建,“龙门四品”的诞生象征北魏碑刻楷书“南朝化”达到高潮。

基于地方文物资源的博物馆研学单元教学的探索和实践——以“南朝石刻”单元设计研究为例

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是现阶段教育的努力方向。该文突出教学的真实性,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彰显边做边学的学习过程和跨学科融合教学的特点,从地方文物资源出发,探究南朝石刻蕴含的历史、人文及社会价值,增强学生对文物资源的保护意识。

论南朝士族创作下郊庙歌辞的新变化

郊庙歌辞,始于《诗经》之“颂”,用于祭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先秦儒家主张“乐与政通”,其深层意蕴认为音乐应当以伦理政治为轴心,关乎国家兴衰。气势恢宏、庄重典雅是这类文本的基本特点,其创作受到传统与皇权的制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文化的变迁。

“文”“儒”分合与南朝至初唐时期的文学史观建构——基于“文人”阶层形成的历史视角

自屈原、宋玉开启了“文人”阶层形成的历史进程,以楚辞为代表的重视审美的特点就被视为“文”“儒”分流的重要标志,这在汉魏六朝至初唐时期的文学批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加之“文人”注重创作个性抒发和文学审美特征的趋势日益显现,深刻影响了南朝时期的裴子野、沈约、刘勰等著名文士的文学史观念。他们所建构的各具理论特色的文学史谱系,鲜明地透露出“文人”视角下从“文”“儒”分流到“文”“儒”相合的历史趋势;而且裴、沈、刘的文学史观“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这种相互交融的差异性与共通性,对初唐四杰的文学史观念、盛唐文学高潮的到来和中唐文学复古思潮的滥觞产生了深远的理论影响。因此,重视“文人”创作个性和文学审美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儒”分合的理论框架,是更符合历史实际的理解唐前文学史观念发展嬗变的关键。

南京西营村南朝佛教造像遗存的新发现

近年,南京西营村佛寺遗址发掘出土了一批南朝佛教造像,特别是包括“褒衣博带式”坐佛在内的诸多陶质佛像、鎏金铜佛足残件、金片菩萨立像,以及“前塔后殿”佛寺布局的呈现,发现了以往缺失的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为进一步探讨南朝佛教艺术的先进性提供了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