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株南极海洋寡营养细菌(Alteromonas stellipolaris)脂多糖对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非特异性免疫活性的影响

从2株南极海洋寡营养细菌(Alteromonas stellipolaris,菌株AT82和AT52)中提取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分不同处理组免疫注射三疣梭子蟹,在免疫后第3、6、9、12天分别检测梭子蟹血清的抗菌活力、溶菌酶活力、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酚氧化酶活力和过氧化物酶活力等非特异性免疫指标的变化。结果表明,自2株南极寡营养细菌提取的脂多糖均能显著提高梭子蟹血清中的抗菌活力、溶菌酶活力、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酚氧化酶活力和过氧化物酶活力等指标(P<0.05)。各种酶活力出现峰值的时间不同,且AT82脂多糖注射组比AT52脂多糖注射组的非特异性免疫增强效果更好。上述物质表现的体内免疫作用机理和最佳免疫剂量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影响南极海洋石油烃低温降解菌希瓦氏菌NJ49生长和降解率的环境因素研究

以柴油为唯一碳源和能源,从南极海水海冰微生物资源库中筛选到一株石油烃低温降解菌希瓦氏菌NJ49,并对影响其生长和降解率的环境因素(pH、温度、盐度、营养盐和表面活性剂)进行了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希瓦氏菌NJ49可作为低温海域石油烃污染生物修复的菌源,其生长和降解的最适条件为:初始pH7.5,温度15℃,盐度6%,摇瓶装量80ml,最佳氮源硝酸铵,最佳磷源为磷酸二氢钾和磷酸氢二钾的混合物,添加表面活性剂可促进希瓦氏菌NJ49的生长和生物降解率。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对我国南大洋渔业的影响

本文关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背景,着重介绍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涉及的水域、管理的鱼种和公约成员国概况,阐述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对我国南大洋渔业的影响,涉及对我国远洋渔业生产的影响,对我国在南大洋作业水域渔船的法规性限制,对我国在南大洋区域与相关各国渔业合作的推动。文章对我国南大洋的渔业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分析与建议,即:开展南大洋水域海洋渔业资源调查和评估,积极参与南大洋水域的渔业管理事务,加强对南大洋作业渔船的监控和管理,促进国际渔业信息交流。

欧盟法院南极海洋保护区案评析--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属性之争

公海保护区是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焦点议题之一,南极海洋保护区则是其先行者。2018年11月20日,欧盟法院就南极海洋保护区案作出判决,认定南极海洋保护区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政策范畴,而非渔业政策范畴。欧盟法院的判决不符合南极条约体系规则制度及其嗣后实践。它狭义地解释了“海洋生物资源”的概念,错误解读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及其养护措施的目的和性质,混淆了《南极条约》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之间的职责差异。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框架下,海洋保护区应属于渔业政策范畴。混淆海洋保护区的属性,可能导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从资源养护转变为环境保护,从而排除合理利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权利,对南极条约体系和全球海洋治理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及法律政治争论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框架下的海洋保护区建设备受国际社会关注。2009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了第一个海洋保护区,但2012年以来,罗斯海海洋保护区提案以及东南极海洋保护区代表体系提案却一直没有进展,其中涉及了南极条约体系解读与海洋保护区定义等法律争论、保护区建设与地缘政治控制以及排斥其他国家渔业活动等政治争论。研究表明,虽然委员会有权建立海洋保护区,以实现养护南极生物资源的目标,但两个提案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且这两个提案一定程度上都与提案国的南极领土主权以及渔业活动相关联,无法排除其他国家的政治关切;提案每年变化,也体现了政治妥协。因此,为真正实现按公约养护南极生物资源的目标,应切实解决相关的法律与政治关切,提高程序的透明度,扩大参与度,并认真实施对已建立的海洋保护区的研究与监测。

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务的发展及挑战

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务近10年来发展较快,是南极海洋治理中备受关注的重点议题。本文介绍了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进程,探讨了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务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中国参与南极海洋治理的建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各成员方在南极海洋保护区法律制度、政治因素、科学基础和管理监测等方面仍存在分歧和矛盾,是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务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挑战。为实施“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履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成员国义务,中国应深度参与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务、尽快完善国内海洋保护区法律制度,并大力加强南极海洋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法律困境与出路:兼谈中国的应对

为促进中国对南极事务的深入参与以及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文章概述现有两大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谈判与制度建设中的各项法律争议,分析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法律困境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突破路径以及中国参与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法律依据的不足、科学证据的匮乏、具体规章制度的短缺以及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二条权威解释的欠缺是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所面临的主要法律困境,而导致以上困境出现的关键因素涉及政治立场、经济利益、国际法理论和全球公海保护区实践;进一步深化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与南极治理机制的协调适用以及全方位促进南极海洋保护区养护措施的实施和完善是突破困境的核心策略;中国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应积极推动国内南极立法、加强南极海洋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以及鼓励国内非政府组织加入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议程,积极参与讨论并明确表达立场与主张,进一步融入南极治理的非政府联盟,提高中国在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中的国际话语权,更好地维护国家权益。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反南大洋IUU捕捞活动策略分析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自成立后通过与南极条约体系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建立起一套反对IUU捕捞的体系,其中最有效的是"捕获文件计划"(CDS),但仍无法杜绝非缔约国的IUU渔业。目前,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国正在探讨实施"紧急状态措施"强力应对IUU捕捞。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与中国:第30届年会

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第30届年会为例,介绍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基本运作与最近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首先阐述了委员会会议的基本结构以及下设的遵守与执法常委会会议主要内容,如养护措施的执行与修订,非法、不报告与不管制捕捞,渔获文件制度等;接下来分析了南极磷虾与犬牙鱼两种主要渔业的生产与管理情况,围绕与中国相关的三个议题,即两艘渔船、香港适用渔获文件制度以及IMO号等,指出中国的影响和作用,最后对2012年会议进行展望,并提出提高参会能力的有关建议。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及阻碍因素评析

南极海洋生态系统作为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健康海洋系统,对人类生存发展和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国际社会近年来致力于将南极海洋保护区议题完全纳入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职能范围内。然而,南极保护区的推行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相关国际法依据的适用冲突、指定区域科学数据的缺乏以及参与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关切乃至存疑的政治动机等阻碍因素,注定了这是一个长期、曲折而又复杂的过程。

重新认识南极海洋食物链

您知道南极吗？您知道南极有哪些生物，这些生物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数量的增减会对地球产生什么影响吗？国家海洋二所宁修仁研究员的文章会给您答案。

产抗生素南极海洋放线菌的筛选及培养条件优化

对32株南极海洋放线菌进行抑菌活性实验,筛选出3株具有一定抑菌活性的放线菌,分别命名为GD-F1、GD-F2和GD-F3,其中GD-F2的抑菌活性较高;探讨了碳源、氮源、pH值等条件对GD-F2产抗生素的影响,确定GD-F2产抗生素的最佳培养条件为:碳源为可溶性淀粉、氮源为大豆粉或酵母膏、用天然海水和蒸馏水各一半配制培养基、无机盐浓度为改良高氏一号培养基的一半、pH值为7.0,为南极海洋放线菌的机理研究和应用奠定了基础。

南极海洋保护区建立的法律问题分析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不仅应具有相应的法律基础,还应该满足相应的条件。最近的几个提案由于相关国家的反对至今没有获得通过。UNCLOS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为CCAMLR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提供了法律基础。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应满足捕捞种群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有最佳科学证据证明、考虑国家的"合理利用"以及制订完善的执行措施等条件。我国应在积极参与完善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同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

近年来,南极海洋保护区“养护”与“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是各方争议的焦点之一。为分析二者关系,从文义解释、历史解释阐述“养护”辨识,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阐述“合理利用”是在“养护”基础上为达到生产性目的使用资源的行为。创造性地通过SWOT分析法分析南极海洋保护区“养护”与“合理利用”的不平衡,提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因。基于SWOT要素交叉分析法探讨南极海洋保护区未来的发展,提出中国未来应坚持“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加强科学研究投入,联合各方力量,适时提出中国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提案。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的海洋保护区为例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建立海洋保护区，是保护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已被多个全球性及区域性法律制度所接受。但这些制度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一个和谐一致的统一整体，因此不清楚由部分国家建立的这类保护区是否对第三方具备约束力。南极周边海域属于公海，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这片海域建立了2个保护区：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保护区和罗斯海海洋保护区。鉴于委员会订立的措施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这2个保护区的参与国广泛，本文将选取这2个保护区为研究案例，探讨海洋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问题。从条约法的角度看，依据《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鱼类种群协定妙》”）第8条的规定，缔约国具有参与或遵守委员会安排的义务。这一规定表明委员会建立的保护区可以间接对第三方产生约束力。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是《鱼类种群协定》的缔约国，而且该协定也仅适用于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因此，本文将进一步讨论下述2个问题，一是委员会保护区的规则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鱼类种群协定》调整范围外的其他鱼类种群？二是该等规则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不属于该协定缔约方的第三方？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从习惯国际法入手，特别是考察与委员会保护区相关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因素，分析这些保护区的规则是否构成了可以约束第三方的习惯法。

南极半岛海洋气候区的土壤 I.风化作用

南极海洋性气候区是南极风化与成土作用相对较强的地区。本文在对本区气候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冻胀风化是本区最主要的物理风化形式,强烈的现代地貌过程对本区风化与成土过程具有显著影响。阐述了本区内化学风化的主要过程、机制与产物,同时指出生物因素在本区的岩石风化与原始土壤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法依据辨析

南极海洋保护区是南极国际治理中的最新议题。2009年英国提议的南奥克尼群岛海洋保护区获准设立。近年来,围绕美国与新西兰提议的罗斯海保护区以及法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等提议的东南极保护区建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成员方就新的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与管理展开了新一轮的利益角逐与政治博弈。争议焦点集中于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必要性与可行性等问题,集中反映了国际社会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合理利用、人类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等合法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取舍。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成员国以及南极国际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应当充分利用CCAMLR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积极参与南极海洋保护区这一新的南极治理规则的制定,努力引导其朝着有利于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稳定以及我国南极重大利益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应将谈判重心从南极MPA设立的合法性转向其设立与管理的科学性与必要性,以C C AM LR确立的"生态系统方法"、"风险预防方法"以及"最佳科学依据"为依托,在利益平衡基础上完善现有提案;同时,在加大南大洋科考力度的前提下,适时选取具备保护价值的海域,提出我国的南极M PA提案,从而维护我国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核心利益与大国地位。

南极海洋保护区建立之中国立场

随着人类对于南极渔业、矿物资源的考察以及旅游业的开发,人类在南极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如何平衡南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仍是南极条约体系所面临的紧迫问题。2016年罗斯海保护区提案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获得通过,而对于该海洋保护区能否促进南极海域内其他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并提供参考,同时为南极海域外联合国框架下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谈判提供相应范例都有待探讨。对以南极条约体系为基础的海洋资源养护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在自身海洋战略的选择上以及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过程中的参与度不仅事关一国国家利益,更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相联结。

南极海洋真菌Penicillium chrysogenum PR4-1-3的活性次级代谢产物研究

目的对一株具有明显细胞毒活性的南极海洋真菌Penicillium chrysogenum PR4-1-3的活性成分进行研究。方法采用溶剂萃取、柱色谱层析及制备HPLC等方法对菌株发酵产物进行活性追踪分离,通过理化性质及波谱学手段进行化学结构鉴定,以SRB法评价化合物的抗肿瘤活性,采用CPE方法对化合物1和2进行抗H1N1甲型流感病毒活性测试。结果从中分离得到5个芳香酚醌类化合物,其结构分别鉴定为secalonic acid D(1)s、ecalonic acid F(2)、chrysophanol(3)、emodin(4)和citreorosein(5)。这几个化合物均具有不同程度的细胞毒活性。化合物1在50μg.mL-1时,对H1N1病毒的抑制率为50%,具有一定的抗病毒活性。结论以上化合物均为首次从南极海洋微生物中分离得到,并初步发现secalonic acid D具有一定的抗H1N1病毒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