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法律困境与出路:兼谈中国的应对

为促进中国对南极事务的深入参与以及贯彻落实海洋强国战略,文章概述现有两大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谈判与制度建设中的各项法律争议,分析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法律困境及其影响因素,并提出突破路径以及中国参与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法律依据的不足、科学证据的匮乏、具体规章制度的短缺以及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第二条权威解释的欠缺是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所面临的主要法律困境,而导致以上困境出现的关键因素涉及政治立场、经济利益、国际法理论和全球公海保护区实践;进一步深化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协定与南极治理机制的协调适用以及全方位促进南极海洋保护区养护措施的实施和完善是突破困境的核心策略;中国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应积极推动国内南极立法、加强南极海洋生态环境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以及鼓励国内非政府组织加入设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议程,积极参与讨论并明确表达立场与主张,进一步融入南极治理的非政府联盟,提高中国在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中的国际话语权,更好地维护国家权益。

欧盟法院南极海洋保护区案评析--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属性之争

公海保护区是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焦点议题之一,南极海洋保护区则是其先行者。2018年11月20日,欧盟法院就南极海洋保护区案作出判决,认定南极海洋保护区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政策范畴,而非渔业政策范畴。欧盟法院的判决不符合南极条约体系规则制度及其嗣后实践。它狭义地解释了“海洋生物资源”的概念,错误解读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及其养护措施的目的和性质,混淆了《南极条约》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之间的职责差异。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框架下,海洋保护区应属于渔业政策范畴。混淆海洋保护区的属性,可能导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从资源养护转变为环境保护,从而排除合理利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权利,对南极条约体系和全球海洋治理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务的发展及挑战

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务近10年来发展较快,是南极海洋治理中备受关注的重点议题。本文介绍了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进程,探讨了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务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中国参与南极海洋治理的建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各成员方在南极海洋保护区法律制度、政治因素、科学基础和管理监测等方面仍存在分歧和矛盾,是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务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挑战。为实施“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履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成员国义务,中国应深度参与南极海洋保护区事务、尽快完善国内海洋保护区法律制度,并大力加强南极海洋生态环境科学研究。

南极海洋保护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

近年来,南极海洋保护区“养护”与“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是各方争议的焦点之一。为分析二者关系,从文义解释、历史解释阐述“养护”辨识,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阐述“合理利用”是在“养护”基础上为达到生产性目的使用资源的行为。创造性地通过SWOT分析法分析南极海洋保护区“养护”与“合理利用”的不平衡,提出平衡“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原因。基于SWOT要素交叉分析法探讨南极海洋保护区未来的发展,提出中国未来应坚持“养护”与“合理利用”的平衡,加强科学研究投入,联合各方力量,适时提出中国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提案。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及阻碍因素评析

南极海洋生态系统作为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健康海洋系统,对人类生存发展和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国际社会近年来致力于将南极海洋保护区议题完全纳入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职能范围内。然而,南极保护区的推行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相关国际法依据的适用冲突、指定区域科学数据的缺乏以及参与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关切乃至存疑的政治动机等阻碍因素,注定了这是一个长期、曲折而又复杂的过程。

南极海洋保护区建立之中国立场

随着人类对于南极渔业、矿物资源的考察以及旅游业的开发,人类在南极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如何平衡南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仍是南极条约体系所面临的紧迫问题。2016年罗斯海保护区提案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获得通过,而对于该海洋保护区能否促进南极海域内其他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并提供参考,同时为南极海域外联合国框架下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谈判提供相应范例都有待探讨。对以南极条约体系为基础的海洋资源养护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在自身海洋战略的选择上以及在海洋保护区的建立过程中的参与度不仅事关一国国家利益,更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相联结。

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规制模式探究

基于对南极海洋保护区利益相关方地缘政治及国家利益的考量,对"统筹"规制模式和"划区"规制模式的选择成为各方在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过程中的争议焦点。两种规制模式的选择体现了各方在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速度、保护标准等问题的不同立场。在"复杂机制"理论下,南极海洋保护区存在治理主体碎片化、利益关涉的复杂性,造成制度间相互重叠、矛盾、冲突导致治理低效,体现出南极区域国际层次利益主体多元化造成的治理困境。各方对两种规制模式的选择和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已设立或是将要设立的南极海洋保护区管理的实际保护效果。基于我国在南极问题上的立场、国家利益及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规则现状,我国可提倡在"统筹"规制模式下制定总体的管理和监测方案,并对"划区"模式下的南极海洋保护区设立速度和内容施加影响,加强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的参与度与话语权。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最新发展与思考

历经5年谈判的罗斯海保护区提案终于在2016年10月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第35届年会上获得通过。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罗斯海保护区的建成是继南奥克尼群岛海洋保护区建成后,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建设中的又一里程碑。从罗斯海保护区的实践出发,梳理总结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建设中的主要法律争议,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管理海洋保护区的主体资格以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中"养护"和"利用"两大目标的平衡进行了深入分析。展望今后在该海域设立其他海洋保护区的前景,并为中国的应对提出建议。

南极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兼论全球公域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其克服

全球公域治理是国际社会在21世纪乃至未来更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一项重要议题。由于全球公域的公共物品属性和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国际社会在全球公域治理的合作中容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解决该困境成为实现公平、有效治理全球公域的关键。本文将运用集体行动理论来分析南极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建立过程,并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视角来探究罗斯海海洋保护区制度体系在克服集体行动困境中所发挥的作用。罗斯海海洋保护区制度体系提供选择性激励机制来协调国家间的利益分歧、并通过制度的自身完善来夯实该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基础,这是克服该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罗斯海海洋保护区是国家间首次在保护大范围公海方面所开展的合作,探究该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原因与解决方法将给其他全球公域的治理带来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冰架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南极冰架是南极条约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地位的界定不仅取决于冰架自身的科学属性,还应在南极条约体系下进行系统解读。冰架在物理结构上具备了陆地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属性,在条约文本解释中也体现出区别于南极海域和类同于南极大陆的法律地位。随着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框架下南极海洋保护区制度的发展,分布在南极条约区域的大面积冰架是否应受《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调整逐步成为一个显性问题。对南极冰架法律地位的廓清关乎南极条约体系下重要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将对南极国际治理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冰架不属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适用范围和规制对象,也不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规划区域之内,南极海洋保护区不应包含南极冰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