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对我国南大洋渔业的影响

本文关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背景,着重介绍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涉及的水域、管理的鱼种和公约成员国概况,阐述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对我国南大洋渔业的影响,涉及对我国远洋渔业生产的影响,对我国在南大洋作业水域渔船的法规性限制,对我国在南大洋区域与相关各国渔业合作的推动。文章对我国南大洋的渔业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分析与建议,即:开展南大洋水域海洋渔业资源调查和评估,积极参与南大洋水域的渔业管理事务,加强对南大洋作业渔船的监控和管理,促进国际渔业信息交流。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国务院决定加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同时声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另行通知前，《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暂不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加入书由外交部部长签署，具体手续由外交部办理。

第25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会议召开

第25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会议10月23日-11月3日在澳大利亚霍巴特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24个公约成员国和组织、6个观察员国和10余个国际组织与会。我国于今午10月19日批准该公约，本次会议是我国第一次以缔约国的身份与会，代表团成员来自外交部、农业部和国家海洋局。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反南大洋IUU捕捞活动策略分析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自成立后通过与南极条约体系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合作,建立起一套反对IUU捕捞的体系,其中最有效的是"捕获文件计划"(CDS),但仍无法杜绝非缔约国的IUU渔业。目前,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国正在探讨实施"紧急状态措施"强力应对IUU捕捞。

国家管辖范围外海洋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的海洋保护区为例

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区域建立海洋保护区，是保护海洋环境、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有效方式，这种方式已被多个全球性及区域性法律制度所接受。但这些制度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一个和谐一致的统一整体，因此不清楚由部分国家建立的这类保护区是否对第三方具备约束力。南极周边海域属于公海，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这片海域建立了2个保护区：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保护区和罗斯海海洋保护区。鉴于委员会订立的措施具有法律约束力，且这2个保护区的参与国广泛，本文将选取这2个保护区为研究案例，探讨海洋保护区的第三方效力问题。从条约法的角度看，依据《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鱼类种群协定妙》”）第8条的规定，缔约国具有参与或遵守委员会安排的义务。这一规定表明委员会建立的保护区可以间接对第三方产生约束力。然而，并非所有国家都是《鱼类种群协定》的缔约国，而且该协定也仅适用于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因此，本文将进一步讨论下述2个问题，一是委员会保护区的规则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鱼类种群协定》调整范围外的其他鱼类种群？二是该等规则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不属于该协定缔约方的第三方？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从习惯国际法入手，特别是考察与委员会保护区相关的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因素，分析这些保护区的规则是否构成了可以约束第三方的习惯法。

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成员

自2007年10月2日起，中国成为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正式成员。该委员会是《南极条约》框架下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唯一多边机构。南极海域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渔业资源包括蕴藏量丰富的磷虾以及市场价值较高的南极犬牙鱼、南极冰鱼等。为保护与合理利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等国于1980年5月20日签署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公约于1982年4月7日生效，现有34个缔约国。

南极海洋保护区建设及法律政治争论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框架下的海洋保护区建设备受国际社会关注。2009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了第一个海洋保护区,但2012年以来,罗斯海海洋保护区提案以及东南极海洋保护区代表体系提案却一直没有进展,其中涉及了南极条约体系解读与海洋保护区定义等法律争论、保护区建设与地缘政治控制以及排斥其他国家渔业活动等政治争论。研究表明,虽然委员会有权建立海洋保护区,以实现养护南极生物资源的目标,但两个提案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且这两个提案一定程度上都与提案国的南极领土主权以及渔业活动相关联,无法排除其他国家的政治关切;提案每年变化,也体现了政治妥协。因此,为真正实现按公约养护南极生物资源的目标,应切实解决相关的法律与政治关切,提高程序的透明度,扩大参与度,并认真实施对已建立的海洋保护区的研究与监测。

欧盟法院南极海洋保护区案评析--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属性之争

公海保护区是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焦点议题之一,南极海洋保护区则是其先行者。2018年11月20日,欧盟法院就南极海洋保护区案作出判决,认定南极海洋保护区在性质上属于环境政策范畴,而非渔业政策范畴。欧盟法院的判决不符合南极条约体系规则制度及其嗣后实践。它狭义地解释了“海洋生物资源”的概念,错误解读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及其养护措施的目的和性质,混淆了《南极条约》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之间的职责差异。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框架下,海洋保护区应属于渔业政策范畴。混淆海洋保护区的属性,可能导致《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从资源养护转变为环境保护,从而排除合理利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的权利,对南极条约体系和全球海洋治理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南极海洋保护区建立的法律问题分析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不仅应具有相应的法律基础,还应该满足相应的条件。最近的几个提案由于相关国家的反对至今没有获得通过。UNCLOS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为CCAMLR建立南极海洋保护区提供了法律基础。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建立应满足捕捞种群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有最佳科学证据证明、考虑国家的"合理利用"以及制订完善的执行措施等条件。我国应在积极参与完善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同时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思考:以协商会议和养护会议为例

自1985年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以来,中国正式参与南极国际治理已有36年的历史。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会议是当前南极治理中最重要的两个机制,亦是中国参与南极治理的主要平台。回溯参与南极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在经历学习规则、利用规则之后,正尝试创制南极治理新规则。当前,中国面临负面言论与制度性话语权较弱等挑战。我国应综合采用各种方式,尽力减弱负面言论的影响,扭转不利态势;关注中小议题,培养相关的外交人才和专家,广泛参与到各类会间联络组,逐渐获得制度性话语权。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及阻碍因素评析

南极海洋生态系统作为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健康海洋系统,对人类生存发展和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国际社会近年来致力于将南极海洋保护区议题完全纳入到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职能范围内。然而,南极保护区的推行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包括相关国际法依据的适用冲突、指定区域科学数据的缺乏以及参与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关切乃至存疑的政治动机等阻碍因素,注定了这是一个长期、曲折而又复杂的过程。

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建设的最新发展与思考

历经5年谈判的罗斯海保护区提案终于在2016年10月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第35届年会上获得通过。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罗斯海保护区的建成是继南奥克尼群岛海洋保护区建成后,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建设中的又一里程碑。从罗斯海保护区的实践出发,梳理总结南大洋海洋保护区建设中的主要法律争议,对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管理海洋保护区的主体资格以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中"养护"和"利用"两大目标的平衡进行了深入分析。展望今后在该海域设立其他海洋保护区的前景,并为中国的应对提出建议。

南极磷虾渔业反馈式管理探析

随着近几年南极磷虾渔业的快速发展,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正在抓紧建立反馈式管理(FBM)机制,以预防和控制磷虾渔业对南大洋局部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介绍了CCAMLR南极磷虾渔业反馈式管理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梳理了反馈式管理工作开展的具体进程;侧重阐述了近期反馈式管理的两类模式策略,分析了反馈式管理关注的科学问题和基础理论、方法;提出我国渔业相关机构应积极储备科学数据和理论,参与反馈式管理建设,以适应未来南极磷虾渔业新的管理模式,促进我国南极磷虾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南极磷虾渔业管理形势分析

明晰不断调整的南极磷虾渔业管理制度,掌握渔业开发的游戏规则对于推动南极磷虾产业化开发具有重要意义。CEMP点建设的加强、更加严格的鲜重报告要求、科学观察员的系统配备、密切关注捕捞活动对其他生物的深远影响将成为南极磷虾渔业管理的关注趋势。我国今后应该认真遵守具体制度,结合中国的远洋渔业规划认真思考,加强南极海洋科学调查,重视南极磷虾渔业管理等软科学方面的研究,提出相关科学数据,以便为中国南极磷虾资源开发的进一步发展做基础。

南极磷虾渔业科学观察覆盖率管理策略和中国履约

回顾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管理体系中科学观察覆盖的主要要素,以及在过去的6年中中国南极磷虾渔业执行科学观察计划的主要成果,旨在帮助中国磷虾渔船更好地理解和执行相关的政策、规定。国际科学观察制度是CCAMLR管理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监管组成部分。它是由观察员指派、职责和方法标准、执行效果评估等组成的相对独立管理机制。科学观察员覆盖率是其实施策略的核心评价指标,它在渔船、网次以及具体观察任务3个层次都有不同的管理规定。南极磷虾渔业必须接受CCAMLR严格监管并实施科学观察。2009—2015年6个渔季,中国渔船在贯穿所有渔业活动中,按照CCAMLR要求执行最大可能全面、系统的观察覆盖。已有的23船次中,19船次执行科学观察,聘用科学观察员近30人。各渔季的观察天数覆盖率介于81%—100%(平均覆盖率为94%);渔船覆盖率介于66%—100%,6个渔季平均覆盖率为82%,超过CCAMLR的50%的要求。为应对南极磷虾渔业科学观察管理可能的调整,建议我国建立开放的科学观察培训机制,积极储备极地渔业国家科学观察员人力资源,开拓灵活简便的多重委派途径。

澳法打击南大洋IUU捕捞执法合作:内在成因、外在动因及合作特色

南大洋IUU捕捞对南极海洋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澳大利亚和法国海域划界的解决及两国对IUU捕捞的共同利益的关切是两国合作的内在成因。虽有多边条约涉及对IUU捕捞的规制,但受条约具体实施机制及效力范围所限,在打击南大洋IUU捕捞方面不能发挥预期作用。这促使澳法有必要通过双边合作来养护海洋生物资源。澳法两国确立了多方位的合作机制,具体内容既有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协调,也有对该公约的突破。从两国合作条约和协定生效十余年发挥的作用可见,澳法合作机制为南大洋打击IUU捕捞起到了示范作用,未来也可能对南海打击IUU捕捞提供借鉴。

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国际法依据辨析

南极海洋保护区是南极国际治理中的最新议题。2009年英国提议的南奥克尼群岛海洋保护区获准设立。近年来,围绕美国与新西兰提议的罗斯海保护区以及法国、澳大利亚和欧盟等提议的东南极保护区建议,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成员方就新的南极海洋保护区的设立与管理展开了新一轮的利益角逐与政治博弈。争议焦点集中于南极海洋保护区的合法性、必要性与可行性等问题,集中反映了国际社会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合理利用、人类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等合法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取舍。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成员国以及南极国际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应当充分利用CCAMLR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积极参与南极海洋保护区这一新的南极治理规则的制定,努力引导其朝着有利于维护南极条约体系稳定以及我国南极重大利益的方向发展。目前,我国应将谈判重心从南极MPA设立的合法性转向其设立与管理的科学性与必要性,以C C AM LR确立的"生态系统方法"、"风险预防方法"以及"最佳科学依据"为依托,在利益平衡基础上完善现有提案;同时,在加大南大洋科考力度的前提下,适时选取具备保护价值的海域,提出我国的南极M PA提案,从而维护我国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核心利益与大国地位。

论冰架在南极条约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南极冰架是南极条约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律地位的界定不仅取决于冰架自身的科学属性,还应在南极条约体系下进行系统解读。冰架在物理结构上具备了陆地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属性,在条约文本解释中也体现出区别于南极海域和类同于南极大陆的法律地位。随着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框架下南极海洋保护区制度的发展,分布在南极条约区域的大面积冰架是否应受《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调整逐步成为一个显性问题。对南极冰架法律地位的廓清关乎南极条约体系下重要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将对南极国际治理产生重要深远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冰架不属于《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的适用范围和规制对象,也不在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规划区域之内,南极海洋保护区不应包含南极冰架。

CCAMLR水域船舶防止油类污染的规范解析与设计

为了合理设计与配置法规无细则的南极跨CCAMLR公约区与零排放区水域营运船舶的防油污结构与设备,在研究分析现行IMO MEPC规则与中国海事局相关法规对防止船舶造成油类污染的结构与设备配置相关规定基础上,提出了零排放区与监管排放区相衔接运营操作的设计计算与配置方法,符合中国船级社(CCS)的要求并最终获得国际防止油污证书。文章所做分析与计算,对航行于标准排放区与南极零排放区水域船舶的防油污结构与设备设计、配置具有指导性意义。

CCAMLR规制IUU捕鱼的措施评估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泛滥的非法、未报告及未管制捕鱼造成了南大洋生物资源日渐枯竭。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作为该区域内最重要的渔业管理组织,相继出台了多项规制措施并在缔约国当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国际海洋法在船旗国管辖规定上存在的固有局限性,悬挂非缔约国旗帜的船舶在其管理海域内从事非法、未报告及未管制的捕鱼作业仍然无法杜绝,以至于成为现阶段管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面临的最大挑战。